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里斯本之夜 作者：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内容简介 1942年，葡萄牙里斯本聚集了许多等待前往美国的流亡者。一天深夜，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码头相遇。一人因没有船票而徘徊，另一人愿意送出自己的两张船票，条件是对方要听他倾诉至天明，故事就此展开。 送出船票的是德国人约瑟夫施瓦茨，他因反对纳粹政权，被他做盖世太保的妻弟告密，关进集中营，后逃出德国，却冒险回国探望妻子海伦。海伦决定和约瑟夫一同离开德国。他们辗转瑞士、法国、西班牙，经过数次分离与重聚，逃过种种追捕与监禁，终于到达了里斯本，却在最后关头不能登船去往应许之地了约瑟夫和海伦的逃亡之路是一首由恐怖、喜剧、逃跑、官僚政治、绝望和爱情组成的史诗。 1 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霍河[2]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像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来自二十世纪的欧洲。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往船上装货。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鱼、罐头、面包，还有蔬菜正在被装进下面的货舱里；甲板上，搬运工人正在搬运行李，他们把一只只箱子和一个个捆包悄没声息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那条船正在为出航做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3]一样。它确实是一艘方舟。在1942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4]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经席卷吞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波兰和布拉格也被淹没，而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了一股渗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远比家园和生计更有意义。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要在领事馆、警察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许可，那是一个拘留营、官僚习气、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无处不在、叫人萎顿的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这变得稀松平常：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5]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留许可，再过几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了。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这条船，是我们的船期表上的最后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没有美国签证，连船费都还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作为身在里斯本的一个外国人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现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们还剩下六十二美元，结果我输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经很深了，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个人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发觉他正在看着我。流亡者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又充满厌烦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里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头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个警察，可是上次在波尔多[6]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像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7]，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关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纽约吗？”那个人问。 我没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时，万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击倒，自己撒腿就逃。 “这儿，”那个人说，把手伸进衣袋，“是搭乘那条船的两张船票。” 我看见那两张票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我们走的路已经够多了。现在停下来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用葡萄牙话问他。我学了几句葡萄牙语。 “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它们了。” “你不需要它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瞪着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确不像一个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话，那也用不着搞这种异想天开的诡计。可是如果这两张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他又为什么要给我呢？有种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颤动了。 “这船票我买不起，”我最后用德语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咧。在里斯本，有钱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们能给你多少。你找错了人啦。我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我不是要卖钱。”那个人说。 我又转过眼去望望那两张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吗？” 他把船票递给我，没说一句话。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窸窣作响。是真的船票。把它们拿到手，是关乎毁灭与得救的大事。没有美国签证，这两张船票我还不能使用，可我凭着它们毕竟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试一试——或者，至少我还能把它们卖掉。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维持六个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钱。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里斯本。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美妙了，简直不像是真的。“什么条件？”我问。 “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我难以置信地瞅着他。我知道，当然啦，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是会支持不住的，而孤独，有时候是会叫人难以承受。我知道这种对空虚的害怕心情，它袭击着那些世界已成为虚空的人。而我也知道，哪怕有一个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来作伴，也会把一个人从自杀中挽救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们互相帮助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无需给什么报酬，更别说是这样一种报酬！“你住在哪儿？”我问。 他做出一个否定的手势。“我不愿意到那儿去。这个时候还有酒吧开着吗？” “总该会有的。” “没有供难民就餐的地方吗？像巴黎的玫瑰咖啡馆那样的？” 我知道那家玫瑰咖啡馆。露特和我在那边睡了两个星期。只消一杯咖啡的代价，老板便让你待在那儿，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你把几张报纸一铺，就可以睡在地板上。我从来不睡桌子；睡地板你怎么也不会摔下来。 “我一个地方也不认识。”我答道。这不是实话，可是你总不会把一个想要把两张船票送掉的人带到那么一个地方去嘛，在那个地方经常进出的人，为了要搞到那两张船票，会把灵魂都出卖掉。 “我只知道一个地方，”那个人说，“我们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那儿还开着。” 他向一辆孤孤单单停在那儿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一面朝我看了一眼。 “好吧。”我说。 我们坐进汽车，他给了司机一个地址。我一心想让露特知道，那天夜里我不回去了。可是，我一坐进这辆黑乎乎的、有股臭烘烘味道的出租汽车，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惊人的希望便向我猛袭过来，弄得我的头脑差一点发晕。说不定这一切确确实实都是真的，说不定我们的生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发生，说不定我们就要得救了。这个念头一闯进我的脑海，我就生怕这个陌路人闪出我的视野，哪怕只有一秒钟的瞬间。 我们绕着剧院模样的商业广场[8]走着，过了一会儿，来到一条条坡形的小巷和梯级的迷阵中间，里斯本的这一带我并不熟悉。和往常一样，我熟悉的主要是教堂和博物馆——倒不是由于我多么敬爱上帝或者喜爱艺术，而只是因为在教堂和博物馆里，没有人来查看你的证件。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艺术大师面前，你仍然是一个人——而不是什么带着可疑证件的个体。 我们走下出租汽车，继续往上攀登梯级和弯曲的街道。有一股鱼腥、大蒜、暗夜的花朵、消逝的阳光和睡眠的味道。初升的月亮底下，圣若热城堡[9]在黑夜中矗立在一边，月光如同瀑布一般泻落在梯级上。我转过身子，俯视着港口。下面是那条河，河是自由和生命，河流进海洋，而海洋就是美国。 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希望你不是在捉弄我。”我说。 “我没有。”那个人说。 “我指的是那两张船票。”刚才在码头上，他已经把两张船票又放回口袋里去了。 “没有，”那个人说，“我没有捉弄你。”他朝树丛里一小排房子指了一指。“那就是我讲的那个地方。这会儿它还开着。我们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几乎所有的顾客全是外国人。他们会以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上船之前正在庆祝我们在葡萄牙的最后一夜。” 这个地方属于夜宵餐厅一类的场所，有一小方舞池，还有一个露台，原是为旅游业兴建的。有人在弹奏吉他，后面有个姑娘在演唱一支忧郁的葡萄牙民歌。露台上有好几张桌子都给外国人占了。有一个女人穿着一身夜礼服，一个男人穿着一套雪白的无尾晚礼服。我们在露台尽头找到一张桌子。你可以从那里俯瞰里斯本，看到惨白月色下的教堂、街道、港湾、码头，还有那条方舟似的船。 “你相信人死之后还会继续活着吗？”那个带着两张船票的人问。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问我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最后我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忙着为我未死之前的生存问题操心。你的问题，等我到了美国以后再考虑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以便提醒他曾经答应给我的那两张船票。 “我不相信。”他说。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什么话我都准备听，就是讨论问题我受不了。我心神太不安宁了。下面就停着那条船嘛。 那个人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像是睁大了眼睛睡着了似的。随后，当那个弹奏吉他的人走到外面露台上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我叫施瓦茨，”他说，“那不是我的真名，是我护照上的名字。可是我已经用惯了。今天夜里这样叫就行啦。你在法国住过很久吗？” “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都一样。我曾经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了过去，“我那时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仿佛难以捉摸而又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1939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儿。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什么人说了，那些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 “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满满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之后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点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名为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面对不幸时，也会感到饥饿，而非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我把碗碟推开，拿起一支纸烟。我已经好久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为的是想多积攒些钱去赌博。 “那种紧张不安是在1939年春天闯到我的头脑里来的，”施瓦茨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的流亡者了。1938年秋天，你在哪儿？” “在巴黎。” “我也在那边。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在《慕尼黑协定》[10]签订以前不久。我由于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反而不再害怕了。但是出于习惯，我仍然躲躲藏藏，小心谨慎，可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战争总会爆发，德国人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点了点头。“那正是掀起一股自杀浪潮的时候。事情也真古怪，一年半之后当德国人真正进来的时候，自杀的人反而少了。” “随后，来了个《慕尼黑协定》，”施瓦茨说，“那一年秋天，我们获得了满怀希望的新生。生活是那么美妙，那么轻松，我们都无忧无虑了。那一年在巴黎，栗树当真第二次开了花，你还记得吗？这些事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又像是一个人了，而且更糟的是，又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于是，警察就把我逮住，关了我四个星期，原因是多次非法入境。老是那一套老把戏：他们把我驱逐出境，赶到瑞士巴塞尔[11]，瑞士人又把我赶回来，法国人便在另一个地点又把我逐出边境，我又被拘捕了——你知道这种例行公事，这种用活人当棋子来下的棋……” “我知道。到了冬天，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了。瑞士的监狱是最好的。简直像旅馆一样暖和。” 我又开始吃起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也有好处，会使你想到你现在是幸福的，而片刻之前，你还并不这样认为。幸福是个程度问题。懂得这一点，你就不大会太过苦恼了。我在瑞士监狱里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不是德国监狱。可是，这里，在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个人，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也享有着幸福，虽然在里斯本的什么地方，在一间不透空气的屋子里停着一具木头棺材。 “最后一次释放我的时候，他们关照我，如果下一回再因为没有证件被抓住的话，那么他们将非把我送回德国去不可，”施瓦茨说，“这不过是一种威胁，可是却把我给吓住了。我开始纳闷，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夜里，我开始梦见我在德国，被希特勒的党卫队追踪着。这样的梦我常常会做，弄得我开始害怕睡觉。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关于这种经历，我简直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我答道。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奥斯纳布吕克[12]，那个城市我曾经住过，我妻子当时还住在那儿。我站在她房间里，看见她病了。她瘦得像一根芦苇，而且她还在流泪。我一身冷汗，醒了过来。五年中间，我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接到过她的信。我也没有写过信给她，因为我不知道她的信是不是会被偷拆。我离家之前，她曾经答应我要办离婚手续。我想这样一来，她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这几年里，我想她总该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施瓦茨缄默了一会儿。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德国。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可就没有一条是有趣的，因为所有的理由全是非正义的。成为一个牺牲者本来就不是有趣的事。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属于一个敌视现政权的政党，或者自己的冤家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在德国，有几十条理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或把人处死。 “我好不容易回到巴黎，”施瓦茨说，“可是那梦境却叫我不得安宁。它不时还会重新出现。而同时，《慕尼黑协定》的幻想破灭了。到了春天，人人都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你可以闻到那股味儿，正如你在看到大火之前老早就已经闻到火的味道一样。只有那些外交官才闭着眼睛，做着一厢情愿的美梦——想着签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慕尼黑协定》，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行。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奇迹，可是根本没有奇迹发生。” “哦，奇迹是有的，”我说，“要不，我们今天谁也不会活着了。” 施瓦茨点点头。“这倒是实话。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我自己就经历过一次。那是在巴黎，我突然承继到了一张有效的护照，就是写着施瓦茨这名字的这张。它原来属于一个奥地利人，那个人是我在玫瑰咖啡馆遇到的。他后来死了，留给我一张护照和一点儿钱。他来到那里仅仅只有三个月。我在卢浮宫见到他——在看印象派的绘画。每天下午，我常常到那边去，镇定一下神经。当你看着那些宁静的、浴着阳光的风景画，你实在不相信能够创作这种画的人类居然就要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一种抚慰人心的幻想，可以使你的血压降低这么一两个小时。 “那个带着写有施瓦茨这个姓氏的护照的人，常常站在那里观看莫奈画的睡莲和大教堂。我们搭起讪来了，他告诉我，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他就设法逃出了奥地利，并放弃了他的大宗财产，其中包括收藏的印象派画家的名画。这些收藏品都给政府没收了。他并不觉得遗憾。只要这些绘画能在博物馆展出，他就不妨把它们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还可以不愁火灾和盗窃。何况在法国博物馆里，还有比他自己的收藏品更加出色的画作。本来总是撇不下他自己那些平庸的收藏品，就像一个做父亲的撇不下他自己的家庭，总有一种义务要关爱他自己的东西，可他现在却拥有了公共博物馆里所有的绘画，既不费力，也不需要任何责任。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文静，优雅，乐观，尽管他曾有过种种的遭遇。他随身只能携带很少一点儿钱，但是他却保全了很多的旧邮票。邮票是最小的东西，比钻石还容易隐藏。要是你把钻石藏在鞋子里，那就不容易走路，你势必会从队列中被叫出去查问。而且除非打个极大的折扣，你无法将它们脱手，而且往往还会被盘讯很多的问题。邮票是卖给集邮者的。集邮者不会那么喜欢追根究底。” “他用什么办法把邮票带出来的呢？”我问，带着所有流亡者都有的那种兴趣。 “他随身携带几封陈旧的、看起来不会惹麻烦的信，把邮票藏在信封的衬里底下。海关官员只检查信纸，却不检查信封。” “不赖。”我说。 “他还带了安格尔[13]的两张小幅人像，都是铅笔素描。他把它们放在丑陋的镀金镜框里，还说它们是他父母的肖像。他又把德加[14]的两幅画藏在那两张人像和衬垫中间。” “不赖。”我又说。 “四月里，他突然发作了一次心脏病。他就把他的护照、剩下来的邮票和绘画都给了我。他还给了我一些人的地址，这些人他估计会买他的邮票。第二天早晨，我顺便进去看看他，可他已经躺在床上死了，那种沉寂把他改变得简直叫我认不出来。我拿走了他剩下的钱，一套衣服，还有几件内衣——这是他前一天关照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宁肯留给一个患难之交，也不愿意送给房东。” “你改动那张护照了吗？”我问。 “只改贴了相片，改填了出生年份。施瓦茨比我大二十岁。我们的教名倒是相同的。” “是谁改的？布吕纳吗？” “从慕尼黑来的一个人。”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那正是布吕纳了，护照医生。他是一个艺术家。” 布吕纳改制身份证的精巧手艺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帮助过无数人，可是他自己被捕的时候却连一张证件也没有。他很迷信。他相信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又是一个公众的恩主，他认为只要不为自己的私利而搞他的手艺，就不会出什么事。他在慕尼黑经营一间小小的印刷所。 “他眼下在哪儿？”我问。 “他不在里斯本吗？” 我不知道，不过那倒是可能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说来也可笑，”施瓦茨二世说，“有了那护照，我却不敢使用它。再说，要习惯我那新的姓名，我又花了好几天工夫。我不断地自己反复记诵。穿过香榭丽舍大道，我嘴里在咕咕哝哝地默念我的姓名、新的地址和出生年月日。我坐在博物馆里凝望着雷诺阿[15]的画作，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演习一段虚构的对话。一个严厉的嗓音嚷嚷：‘施瓦茨！’于是我马上一跃而起，答：‘到！’或者我大声咆哮：‘姓名！’接着我就机械地回答：‘约瑟夫·施瓦茨，1898年6月22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区。’我甚至在临睡的时候还要练习。我不愿意自己在被警察惊醒以后，恢复神志清醒之前，说错我的姓。我非得彻彻底底地忘掉我原来的姓名不可。没有护照和有一张伪造的护照，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伪造的护照更加危险。 “我卖掉了安格尔的那两幅画。得到的比我指望的来得少，可是我现在有了钱了，而这点钱却比我好久以来见过的都多。 “于是一天夜里，我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从那时起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是不是可能带着这张护照回到德国去呢？这张护照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在边境线上人家怎么还会怀疑呢？那我又可以跟我妻子见面了。我可以解除我对她的担忧。我可以……” 施瓦茨瞅着我。“你一定懂得那种感情。流亡者以最纯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出现在胃部，在喉头，在眼睛背后的那种紧张。几年来，你一直试着要埋葬的一切，你千方百计想要忘掉的一切，你像躲瘟疫一样避开的这种种东西，却又复活过来了。对一个流亡者来说，回忆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是他心灵上的癌症。 “我试着把它压下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那些和平与宁静的画，西斯莱[16]的，毕沙罗[17]的，还有雷诺阿的。我几小时几小时地待在博物馆里——可是如今这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画再也不能叫我平静下来——它们开始呐喊，挑衅，让我记起……一个还不曾被那褐色麻风病[18]蹂躏过的国家，两旁立着攀满了紫丁香的围墙的街头的夜晚，古老城市里的金黄色的晚霞，燕子在四周翻飞的绿色的钟楼——还有我的妻子。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我跟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四年，就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平静而愉快，不过没有热烈的激情。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所谓幸福的婚姻关系——两个都没有什么奢望的、能够体谅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梦想属于过去，可是我们并没有怀念它们。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而且我们非常恩爱。 “现在，我对一切都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了。我开始责备自己。我们的婚姻搞得这样平淡，都是我的过错。我把一切都搞糟了。我过去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又打算怎么办？我爬进了一个洞里，过着呆板的生活。这种生活还能过多久？结局又将怎样？战争会爆发，德国肯定会胜利，别的国家没有一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那时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还能爬到哪儿去，即使我还有时间和精力？我将在哪一个集中营里饿死？我将在哪一垛墙边被枪毙——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 “本该叫我定下心来的那张护照，却使我陷入了绝望。我在街上彷徨，一直走到我累得要死。可是我又睡不着觉，有时刚一睡着，噩梦又把我惊醒。我看见我的妻子给关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我听到她在我旅馆的庭院里求救的呼声。有一天，我走进玫瑰咖啡馆，一心认为从门口对面的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脸。有一会儿工夫，她朝我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眼神凄惶——随后，她就悄悄地走开了。我看得那么清楚，我敢肯定她确实是在那儿。我奔进里面那间屋子。屋里照例坐满了客人，可是他们里头就没有一个是她。 “有那么几天，我完全给这样一个念头缠住了：她已经来到了巴黎，而且正在找我。有好几十次，我看见她沿着街角拐过弯去，我看见她坐在卢森堡花园的一条长凳上，等我赶到那边的时候，一张陌生的脸惊诧地朝我抬起来。她穿过协和广场，恰巧一股车流正涌将过来，而这一次那确实是她了——她那走路的步态，还有耸起肩膀的姿势，我甚至好像还认出她的衣服，可是当那交通警察最后拦住车流，而我可以追上她的时候，她却已经消失，被地铁的乌黑大口吞掉了。我急忙奔下台阶，只看到列车那令人失望的尾灯在黑暗中逐渐远去。 “我向一位朋友吐露心里的秘密。他叫勒泽，靠贩卖袜子过活，从前在布雷斯劳[19]当过医生。 “他劝我不要单独一个人度过那么多时间。‘给自己找个女人。’他说。那也没有用。你也知道这种由于悲愁、寂寞和恐惧而干下的风流事儿。你追求人的温暖，一个嗓音，一个肉体——等你在一间陌生而可怕的屋子里醒来，你会感觉到好像自己已经一跤摔得离开了地球似的。在你凄凉寂寞的当口，听到身边有种呼吸的声息，你会感到很快慰——可是，你的想象力随后又会活动起来，没多一会儿，除了一种你在糟蹋自己的丑恶感觉以外，还会留下什么呢？ “这些事眼下我说起来，都似乎有点荒谬，有点矛盾。可在当时却不是这样。所有我的奋斗，总体来说就是一件事情：我非得回去，我非得跟我的妻子再见一面不可。说不定她跟哪一个男人同居了，天知道已经有多久了。那倒没有关系。我非得去看看她不可。对我来说，那好像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一天比一天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希特勒迫不及待地要违背他那仅仅占领苏台德区、不再染指捷克斯洛伐克其他领土的诺言。很明显，他对波兰也想同样搞这一手。那就意味着战争，因为法国和英国都和波兰订有盟约。而且那已经不再是几个月的问题，而是几个星期或者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发生的事了。对我来说，也得迅速做出决定。我的整个生活，将以这一决定为转移。后来，我果然做出了决定。我决定回去。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而我也根本不在乎。要是战争爆发了，说什么我都完蛋了。我还不如干这件蠢事好呢。 “最后那几天，我感到一种出奇的宁静。那是五月，巴黎圆点广场的花床里盛开着灿烂的郁金香。夜晚沐浴在印象派画作那银色的光芒和蔚蓝的阴影里。在第一批街灯冷漠的闪光后面，矗立着高高的淡青色的天空，在新闻大楼的屋顶上头，横贯着一条条颤动的红色电光文字，凡是识字的人都认得出那里面讲的是战争。 “我首先到了瑞士。我不得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试我的护照，然后才能确定无疑地信任它。法国的边防警卫漫不经心地把护照还给了我，那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只有那些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你才不容易走出他们的国境。可是，当瑞士的警卫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蜷缩。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可是在肺脏的边缘，我感到一阵扑扑的颤动，恰似一片树叶，在一个无风的日子里却开始狂飘了起来。 “那警卫看了看我的护照。他身强力壮，肩膀宽阔，身上一股水烟味儿。站在车厢门口时，他把灯光给挡住了，一刹那间，我有种感觉，仿佛被他遮断的是我的自由——这间车厢似乎变成了一间牢房。随后他把护照递还给我。‘您忘了在这上面盖个章啦。’我说，那么舒坦地松了一口气，让这些话比我原来打算的更快地脱口而出。那警卫微微笑了一笑。‘别担心。我自会把章盖上的。难道这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不。不过，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纪念。’ “那个人在护照上盖了个章，走了。我咬了咬嘴唇。我变得多么神经紧张啊！那时，我突然意识到，盖了这个章，这张护照看上去更加像是真的了。 “在瑞士，我花了一天工夫考虑自己要不要乘火车到德国去。结果，我还是害怕了。我不知道德国人或者是曾经的奥地利人，他们回国时护照查验起来会不会特别仔细。大概也不会，但是非法越过边境，看来仍然是明智的。 “在苏黎世，我先去了邮政总局，几年以前我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先来这里的。在待领处的窗口，你总会遇到熟人——没有居留许可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会给你介绍情况。从那儿出来，我再到格雷夫咖啡馆——这是瑞士版的玫瑰咖啡馆。我碰到许多偷越边境过来的人，可是没有一个确切知道怎样安全地溜回德国去。那是可以理解的。除我以外，还有谁会愿意回到德国去呢？我注意到他们盯着我看的那种神情。后来，他们看到我不是在开玩笑，便都畏畏缩缩地走开了。凡是打算回去的人，准是个叛徒。因为除非他甘心接受这种政权的统治，谁愿意回去呢？而且，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那么下一步他又会干出什么勾当来呢？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他将要出卖呢？ “只撇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他们回避我，好像我是一个杀人犯似的。再说，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当我一想到自己将要干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惊慌失措，大汗一身。我怎么还可能向其他任何人解释呢？ “第三天清早六点钟，警察来到我的住处，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心里很清楚，那准是有个熟人去告发我的。他们怀疑地查看我的护照，把我带回去审问。总算幸运，护照上已经盖了个章，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堂堂正正地进入国境的，而且在这儿仅仅只待了三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一大早，被押送着穿过街头的情景。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城里的塔楼和房顶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轮廓分明，仿佛是用金属镂刻出来的一般。从一家面包店里飘出来了一股刚烤好的面包的香味，天下所有的安慰仿佛都包藏在这股香味里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世界从来不会比你被禁锢起来的时候，比你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更美丽了。我们要是一直能够保持这种心情就好了。” “我是有过这种心情的。” “你那时能把它抓住不放吗？”我问。 “我不知道，”施瓦茨慢条斯理地说，“正是这个问题，我想找出它的答案来。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可是，即使我把它抓住了，我抓住的是不是就都完整呢？我就不可能把它重新争回来，比以前抓得更紧，并永远保持下去吗？难道它就一点也不会再改变了吗？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的东西，不是常常也会失去吗？我们会失去它，不正因为它是在活动着吗？只有在它一去不返而且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它才会静止不动咧，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它才算真正为我们所有了吗？” 他的一双眼睛，呆呆地直瞪瞪地瞅着我。他正面盯住我的脸，这还是第一次。他的瞳孔张大了。真是个狂徒，要不就是个疯子，我心里这样想。 “我从来都不知道答案。”我说。“但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都想抓住无法抓住的，留下不能留下的。” 旁边一张桌子上那个穿夜礼服的女人站了起来。她一双眼睛越过露台望着下面的城市和港口。“亲爱的，我们干吗一定要回去呢？”她跟那个穿雪白礼服的男人说。“我们要是能够住在这里就好了！我实在一点儿也不想回美国去。” 2 “苏黎世的警察，”施瓦茨接着说道，“只把我拘留了一天。可是对我来说，这一天却很不好受。我生怕他们会查验我的护照。一个电话打到维也纳，这就够了。再不然，他们找来一个专家，也会发现护照上那些被改动过的痕迹。 “到了下午，我镇静下来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照我看来，都是一种天意。什么决定我都无能为力。如果他们把我关进牢房，那我只好打消回德国的念头。可是那天下午快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放出来了，关照我必须尽快离开瑞士。 “我决定取道奥地利。我对奥地利边境还有几分熟悉，而且确有把握，那里的边防没有德国本土那样严密。说实在的，边境两侧何必都要严密守卫起来呢？谁要偷越进去啊？不过，另一方面，大概会有很多人想逃离出来的。 “我搭乘火车到了上里特[20]，打算在那附近的什么地方试图越境。我想最好等到一个下雨的日子，可是接连两天都很晴朗。第三天夜里，我终于动身了，因为生怕待在这里的时间长了，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那天夜里，满天星斗，四下里那么沉寂，我好像听得见植物在生长的响声。逢到危急的时刻，人会出现一种不同形式的视觉。不是单靠一双眼睛来特别集中注意力，而是靠遍布全身的一种东西，仿佛你能用皮肤来观看似的，尤其在夜里。你的听觉也会移植到你的皮肤里，你仿佛能够看见那最轻微的响声。你张开嘴巴来倾听，而你的嘴巴也仿佛能够看见和听到。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夜。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戒备状态，我所有的器官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我做好万一的准备，可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好像觉得自己正在走过一座高高的桥梁，从我生命的这一边走到生命的那一边，而且我知道，等我一走过，这座高桥就会像银色的轻烟一样消逝，从此我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正在从理智过渡到感情，从安全过渡到冒险，从理性过渡到梦幻。我十分孤独，可是这一回，我的寂寞却没有成为一种痛苦。这种感觉可真是神秘。 “我来到了莱茵河边，这一段的河流还不是很深，河道也不怎么宽阔。我把衣服脱了，捆成一卷，好把它举在头顶上。当我光着身子钻进水里的时候，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那河水黝黑冰凉，诡异非常。我觉得自己好像跳进了冥府的忘川，去喝那使人忘却过去一切的河水。我非得光着身子穿越过去不可，好像要把一切都抛撇在身后，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有着象征的意味。 “我把身子擦干，穿好衣服，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子近旁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一只狗在吠叫。边境的地形，我知道得并不确切，因此我就紧沿着一条绕着树林的大路的边缘走着。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没遇到一个人。我一直走到拂晓。结起浓重的露水，有只牡鹿立在树林中一片空旷地的边沿。我继续往前行走，直到我听到一些农民赶着大车走过来。于是，我找寻一个隐蔽的处所，离大路不太远。我生怕起得这样早，又是从边境的这个方向走来，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后来，我看见两个骑着自行车的海关警卫。我认得他们的制服。我已经在奥地利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正好是一年。” 那个穿夜礼服的女人，跟她的男伴一起离开了露台。她那双肩晒得很黑，个子比跟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还要高。另外几个游客，悠闲地缓步走下台阶。他们那种走路的方式，像是从来也没有被追捕过的人——走路时从不东张西望。 “我带了一些三明治，”施瓦茨说，“有一条小溪，我可以从那里舀水来喝。中午时分，我继续前进。我的目的地是费尔德基希[21]，我知道那是一个旅游胜地，一个陌生人在那里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一到那城镇，就搭乘第一班火车离开这个危险的边境地区。我跨进一间车厢。两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员正坐在那儿。 “我跟欧洲的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对我很有用处，要不我早就临阵退却了。正因为有这点经验，我才走了进去，往一个角落里一坐，挨着一个身穿洛登粗呢旅行装的人，一支猎枪倚立在他身边。 “跟在我看来是一切恐怖之源的东西打交道，我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常常设想这种场景，可是实际情况却并不相同。起反应的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头脑。我的胃变成了石头，我的嘴像是一块擦菜板。 “那个猎人和两个冲锋队员正在谈论一个名叫普夫德纳的寡妇。从他们详细描绘的绯闻事件来判断，她好像是个风流寡妇。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吃起火腿面包来了。‘你打算往哪儿去啊，朋友？’猎人问我。 “‘回布雷根茨[22]。’我说。 “‘你在这儿好像人生地不熟的，是吗？’ “‘是的，我是在度假。’ “‘那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的护照上的地址写的是维也纳，假如我说是从维也纳来的，那么他们会注意到我说的不是软绵绵的维也纳口音。‘是从德国汉诺威来的，’我说，‘在那儿，我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 “‘汉诺威！好家伙！多远的路哪！’ “‘是的，是有好一段路程呢。可是，谁愿意在家乡附近度假呢？’ “那个猎人笑了起来。‘那倒是事实。论天气，你还算是幸运的。’ “我感觉到我的衬衫已经粘在我的背上了。‘是的，天气倒真是好极了，不过还热得有点像仲夏。’ “他们三个人又重新拾起那关于寡妇普夫德纳的话题。过了几站，他们都下去了，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火车正在经过欧洲最美丽的乡村风景之一，可是我没有看到多少风景。我被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感觉制服了，那是悔恨，是害怕，是绝望。我到底为什么要越过边境？这是我无法理解的。我纹丝不动地坐在我那个角落，眼睛眺望着窗外。我是一个囚徒，是我自己让锁咔嗒一声扣上了。我一直在想，我还是走下火车，当夜就设法回到瑞士去。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的左手一把抓住了我口袋里那张已经亡故的施瓦茨的护照，仿佛它会给我力量似的。我反复告诉自己，这会儿下车对我不会有什么好处，我越是深入内地，我将越是安全。我决定通宵都乘火车。在火车上，人家来查问你证件的可能性不像在旅馆里那么大。 “临到惊慌失措的时刻，你往往会觉得有盏聚光灯照在你身上，会觉得除了搜捕你以外，谁也不会干别的任何事情。 “我闭上了眼睛。要我向惊慌失措屈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大了，因为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是我明白，现在我让步一厘米，那么临到我真正陷入险境的时候，这一厘米就会变为一米。我对我自己说，没有什么人在找我，现政权对我不会比对沙漠里的一铲沙土有更大的兴趣，而且，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可疑之处。这当然是事实。我跟周围的人，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长着白皙皮肤、金黄头发、碧绿眼睛的雅利安人是德国的神奇传说。你不妨看一看希特勒、戈培尔、赫斯和其他那些头儿们[23]—所有这些人，都是他们自己那套欺人之谈活生生的反证。 “到了慕尼黑，我第一次离开车站的候车室，强迫自己出去散步一小时。我不熟悉这个城市，因此我敢肯定不会有人认识我。我到方济各酒馆去吃饭。那个地方挤满了客人。我找了张空桌子，一个人坐下来倾听着。没过几分钟，有个满头大汗的矮胖子在我的桌子边坐下了。他要了啤酒和炖牛肉，打开了报纸。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看一看德国的报纸。这会儿我才买来两份。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德文书报了，现在听着周围的人个个都在讲德语，仍然仿佛感到有点儿不习惯。 “社论是令人讨厌的，里面尽是残杀成性、狂妄自大的谎言。外头整个世界全被描绘为堕落、奸诈和愚蠢，除了让德国吞并以外，别的用处似乎一点也没有。这些报纸都不是什么地方性的小报，它们曾经都享有过很高的声誉。 “我仔细观察跟我同桌的那个人。他吃着菜，喝着酒，看着报纸，津津有味。我环顾四周。很多客人都在看报，从任何人脸上，我都探测不出一丁点儿嫌恶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他们每天的精神食粮。在他们看来，仿佛就像他们喝的啤酒一样正常。 “我继续看着报，后来在简明新闻栏里发现了一条关于奥斯纳布吕克的消息。洛特街上有幢房子着火了。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条街。它从黑格尔门的城墙外面开始，一直往城外伸展出去。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我在国外时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孤独感。 “我的心情在震惊和宿命论的冷漠之间起伏波动，但是很快我就习惯了。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很安全。我越是逼近奥斯纳布吕克，危险就越是会增加。这一点我知道。那边会有从前认识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人。 “为了避免在旅馆里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买了一只便宜的手提箱，还有一些短途旅行中必备的常用物品。于是，我又搭上了火车。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打算怎么样跟我的妻子见上面，我每过几分钟就改变一下我的计划。我只好听天由命，我甚至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屈服于她的家庭——都是些忠诚拥护纳粹政权的人——而跟别人结了婚。看了这些报纸，我实在没法肯定，对一个平常人来说，是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相信他从报纸上看到的东西，特别是在毫无可能进行比较的情况之下。外国的报纸，在德国是要受到严格的审查的。 “到了德国境内的明斯特[24]，我找到了一家很普通的旅馆。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下去，夜里不睡觉，白天就往这儿那儿随便打个盹。我非得冒个险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可，去旅馆借宿是要向警察局报告的。你知道明斯特这个地方吗？” “稍微知道一点，”我说，“那儿是不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很多教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5]就在那儿签订的？” 施瓦茨点点头。“1648年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就在三十年战争[26]结束以后。有谁知道这一次战争要打多久？” “要是照这个样子下去的话，是不会太长久的。德国人只花了四个星期就把法国给征服了。” 侍者走过来，说这个地方就要打烊了，别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有没有什么地方这会儿仍然开着的？”施瓦茨问。 里斯本不太有什么夜生活，那侍者告诉我们。可是当施瓦茨给了他一些小费的时候，他却又说他知道一个地方，非常秘密，是一家俄国人开的夜总会。“时髦极了。” “他们会让我们进去吗？”我问。 “当然会让你们进去的，先生。我的意思只是说，上那边去的女士可都时髦极了。什么国籍都有。也有德国人。” “那地方一直开到什么时候？” “只要有客人，它就开着。夜里的这个时候，客人总是不少。眼下，多的是德国人。” “什么样的德国人？” “就是德国人嘛。” “有钱的？” “当然，”那侍者笑了起来，“那个地方可不便宜咧。可就是招待得挺好。你们只说是曼努埃尔指点你们来的。这样，你们就用不着告诉他们别的了。” “难道你照例非得告诉他们一点什么事不成吗？” “不。那儿看门的会拿给你一张会员卡，让你填上一个化名。也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 “听上去倒挺不错。”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慢慢地走下那带着梯级的街道。一幢幢灰白色的房子，好像相互伏在肩膀上沉沉睡着了。从这些房子的窗口里，你可以听到里头那些用不着为护照而烦恼的人们的呻吟声、打鼾声和呼吸声。我们的脚步发出的声音也比白天响多了。“那灯光，”施瓦茨说，“灯光也会叫你吃惊吗？” “会的。我们仍然习惯于灯火管制的欧洲。我总是这样想，有人忘了把灯火熄灭，敌机随时都会来空袭。” 施瓦茨立定下来。“光，原是上帝作为一件礼物赐给我们的，”他激动地说，“因为在我们心里，也有一点属于上帝的东西。可现在，我们把光掩蔽起来，就因为我们把心里那点属于上帝的东西扼杀了。” “根据我记得的那个故事，”我说，“众神并没有把火送给人类。是普罗米修斯把它偷来的。为了报复，众神让他得了个肝硬化的慢性病。” 施瓦茨看了我一眼。“我已经很久很久不说笑话了。人们一说笑话，就会把事物的体量给缩小的。” “也许是这样，”我说，“可是，如果它能够透进一线希望的光来，那岂不是更好了吗？” “你说得对。我忘了你是想离开这儿的了。一个想离开这儿的人，哪里会有时间去考虑事物的体量呢？” “你不是也想离开吗？” 施瓦茨摇了摇头。“已经不想啦。我是要回去了。” “去哪儿？”我惊奇地问。我不能相信，他的意思是想第二次回到德国去。 “回去，”他说，“我待会儿会向你解释的。” 3 这家夜总会就是典型的1917年革命以来白俄们在欧洲各地开设的夜总会那样。侍者往往全是从前的贵族，合唱队全是由从前的近卫军官组成的，这类场所都收取很高的费用，而且都有一种忧郁的气氛。 除此以外，它们全都灯光暗淡，这一点我倒是估计到了。正如那个侍者说的一样，里边有德国人，这些德国人肯定都不是流亡者。他们大概是密探，是德国使馆的人员，或者是德国公司的雇工。 “这些俄国人，”施瓦茨说，“在安家立业方面比我们更有成就。一点不错，他们先走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流亡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终身的经历。” “他们是第一批流亡者，”我答道，“人们还在为他们惋惜呢。他们弄到了工作许可和其他证件，南森护照[27]。等我们到来的时候，世界上储存的怜悯早就已经用光了。我们成了叫人厌恶的东西，成了白蚁，几乎谁也不为我们说一句好话。我们没有权利工作，没有权利生存，而且我们也没有证件。” 我们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不安。这大概是对这间关得很严、帘幔挂得很厚实的屋子的反应，也是由于我知道这里有德国人，而且我坐的位子离门口又太远，不容易逃跑。我老早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不论到哪儿，总是挑一个靠近出口处的地方就座。还有一个使我紧张不安的原因是，我从这儿看不见那条船。说不定传来一个什么消息，当天夜里它就提前出航了。 施瓦茨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两张船票放在我的面前。“把这个拿去，我不是奴隶监工。把这个拿去，要是你愿意，你就走吧。” 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天下所有的时间。” 施瓦茨没有搭理。他等着。我把那两张船票拿过来，放进了口袋。 “我安排好乘这样一班火车，”他接着说道，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要在薄暮时分到达奥斯纳布吕克。我好像觉得这会儿才越过边境。在这以前，人啊，东西啊，即使是在我的故土，对我来说也都陌生得很。可是这会儿，每一棵树都开始说话了。火车经过的村子我都熟悉，不是我在上小学时去过那儿远足，便是我在认识海伦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跟她一块儿去玩过。我当年很喜爱这个乡村，正像我喜爱那座有着房屋和花园的城市一样。 “在这以前，我的恐惧都是抽象的，都是一个样。过去发生的事情使我麻痹了，把我变成了石头。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把它仔细地考虑一番。事实上，我也害怕这样做。可是这会儿，蓦然地，一些细小的东西都开始说话了，和恐惧毫无关系而又构成恐惧的一部分的那些东西。 “乡村并没有改变。它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在残阳的照耀下，尖塔仍然发出淡莹莹的绿锈般的光泽，河流仍然倒映着天空。这都使我记起从前我出去钓鱼，梦想在他乡异地冒险的那些日子——不错，那样的事情我确实经历过很多，可是和我想象中的情况却不完全一个样。蝴蝶和蜻蜓蹁跹飞舞的牧草地并没有改变，栽着树木、开着野花的丘陵也是旧貌依然。它们跟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完全相同，在它们中间留下了我的青春——那些日子可以说已经被埋葬了，如果我要用那样的眼光来看待它，或者说准备重新发现那段时光，或是我要争取更加乐观一点的话。 “没有什么能玷污这番景色。从火车上，我没有看见多少人，而且也没有看见穿制服的，仅仅看见那乡村逐渐往暮霭中沉没。站长家小小的庭园里，开着玫瑰、大丽花和百合花。它们全跟以往一个样，‘麻风病’并没有侵蚀到它们。它们攀缘在木制的棚架上，和法国的那些花朵一样。牧草地上站着许多奶牛，也跟瑞士的牧草地一样，棕的、黑的和白的——没有什么万字——同样有着苍老而坚韧的眼睛。我看见一只白鹳在一所农家房舍上嘎嘎地叫着，燕子翻飞，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这种样子。只有人改变了，这一点我知道，可是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出来，而且也理解不了。再说，它们也并不像我可笑地设想的那样，一概都不同了。车厢里一会儿挤满了人，一会儿走空了，后来又给挤满了。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刻，穿制服的人是很少的，所有的人几乎全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谈话跟我在法国和瑞士经常听到的差不多——关于什么天气啊，收成啊，当天发生的大事啊，还有担心战争的爆发啊。对于战争，他们也是害怕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德国国外，每个人都知道是德国要发动战争，而在这里，我却听说是别的国家要把战争强加在德国头上。几乎人人都拥护和平，每逢战争爆发之前，人们总是这样的。 “火车停站了。我跟着人群，一起挤出大门。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以来，车站内部没有什么改变。跟我记忆中的相比，它仿佛只是显得小了一些，尘灰多了一些。 “我一踏进车站广场，刚才在寻思的那些事情统统都从我的头脑里消失了。夜幕正在降临，空气湿乎乎的，好像才下过一场雨。我再也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我身体里的一切都在颤动。我知道，从这以后，我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同时，我又觉得什么意外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好比我站在一口玻璃钟的底下，这口钟可以保护我，但是也可能随时裂得粉碎。 “我回到售票处的窗口，买了一张回明斯特的车票。我不能住在奥斯纳布吕克。这太危险了。‘最后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我问售票员，那个人坐在窗洞里面，沐浴在黄橙橙的灯光里，光秃秃的脑瓜闪闪发亮，活像一尊小镇上的弥勒佛，十分安全，不受外界一切变动的干扰。 “‘一班是九点二十分，还有一班是十一点十二分。’ “我走到一台自动售票机那里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要有张车票放在手头，万一在开车之前我就得迅速脱身，也好有个方便。一般说来，站台原也不是一个好的隐蔽场所，可是往往有几个站台可以供你挑选——在奥斯纳布吕克就有三个——你不妨跳上一班就要开出的火车，向列车员解释说，是你搞错了，补张票，到下一站下车。 “我决定跟从前一个朋友通个电话，这个人我知道他并不拥护纳粹政权。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语调，可以让我知道他能不能帮助我。我不敢直接同我妻子通话，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我站在那个小小的玻璃公用电话间里，面前放着一本电话号码簿。我翻过一页页肮脏揉皱的书角时，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这心跳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能够听到，我甚至认为连别人也听得到，于是便伛下身子，免得让人家认出来。我心不在焉地翻到了自己原来那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我找到了我妻子的名字，仍然是那个电话号码，可是地址却已经改变了。里斯穆勒广场现在叫希特勒广场。 “我一看到那个地址，就仿佛觉得电话间里这个阴惨暗淡的灯泡忽然发出百倍强烈的光芒。我抬起头来观望，感到外面已是黑夜，而我自己却正站在一间灯光熠耀的玻璃亭里，或是站在一盏探照灯照射的灯光之中。我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的愚蠢行为。 “我走出电话间，穿过半暗的车站。蔚蓝的天空和‘力量来自欢乐’[28]的海报上面那些愉快的脸蛋，威胁地向我俯视着。准是有一两班火车已经进站了，一大群旅客正在从楼梯上涌上来。一个党卫队员离开人群，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我没有逃跑。说不定他是在找别人。可是他就在我面前立定了，而且直瞪瞪盯着我的脸。‘对不起，’他说，‘您有火吗？’ “‘火？’我重复着。于是急忙答道：‘有，当然！火柴！’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索着。 “‘干吗要找火柴？’那个党卫队员惊奇地问。‘你的纸烟还燃着呢。’ “我连自己正在吸烟都没想到。我递过烟去。他用自己的纸烟顶住我那闪闪发亮的烟头，同时抽着。‘你抽的是什么烟？’他问。‘味道有点像雪茄。’ “那是高卢牌香烟。我在穿越边境前买了几包。‘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我说，‘法国货。黑烟草。他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对我来说，这号烟也太烈了。’ “那党卫队员笑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再吸烟了。像元首那样。不过，这样做也不容易，特别是像眼下这种时势！’他行了个礼，走了。” 施瓦茨有气没力地微微一笑。“当我还是一个人，有权利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时候，我对作家们描写恐惧的那种表现手法，往往表示怀疑——说什么受到恐惧袭击的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啦，他的四肢一点也动弹不得啦，冰冷的寒战传遍他的脊梁啦，浑身冒着大汗啦，我认为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俗套文章。也许是这样。可是，那倒也是真情实况。我现在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滋味，虽然在我淳朴无知的年代，这种情况曾经叫我发笑。” 一个侍者走过来。“你们两位先生想找个伴儿吗？” “不。” 他朝我伛下身子。“在你们回答‘不’字以前，可否让我提请你们注意那两位坐在吧台边的女士？” 我朝她们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似乎长得很健壮。两个人都穿着紧窄贴身的夜礼服。我看不清她们的脸蛋。“不。”我又说了一遍。 “她们都是贵妇，”那侍者说，“右边那一位是德国人。” “是她叫你来的吗？” “不，先生，”侍者答道，露出一抹叫人消除疑虑的天真微笑，“这是我自己的主意。” “好吧。那就别提了。你还是给我们来点吃的东西吧。” “他要干吗？”施瓦茨问。 “他要把我们拴在玛塔·哈里[29]的孙女身上。你一定是小费给太多了。” “我连账都还没有付咧。你以为她们是特务吗？” “很可能。可都是冲着世界上那个真正的‘国际人物’——金钱。” “是德国人吗？” “其中一个是。”那侍者说。 “你以为她是被派遣来哄骗德国人回去的吗？” “我有点怀疑。眼下这类事情在俄国人身上发生得更多。” 那侍者把一碟开胃小菜给送来了，这道菜是我点的，因为酒劲上来了。我打定主意要保持清醒和机警。“你不想吃东西吗？”我问施瓦茨。 他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烟卷会泄露我的秘密，”他说，“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彻底检查了一遍。我的火柴也是从法国带来的。我把它跟剩下的纸烟一起扔掉，另外买了德国产的。后来我又记起来，我的护照上有法国的入境印章和签证，万一查问，我也不难说明这些法国烟卷的来源。我浑身大汗，并且为了这样害怕而跟自己大发雷霆。我重新回到公用电话间去。 “我必须再等一会儿。有个女人佩戴着很大一个党徽，连续拨了两个号码，大声发着命令。第三个号码没有接通。那女人走了出来，一副妄自尊大、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拨通了一个朋友家的号码。那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的嗓音。‘能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吗？’我发现我的嗓音有点儿沙哑。 “‘请问您是哪一位？’那女人问道。 “‘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或者女仆，但是信任她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个错误。 “‘请问尊姓大名！’那女人说。 “‘我是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答道，‘请你就去跟他这样说吧。有紧急的事。’ “‘我很抱歉，’那女人的嗓音答道，‘要是您不肯告诉我尊姓大名，我是没法为您去通报的。’ “‘你得破个例啊，’我说，‘马顿斯医生正在等着我的电话呐。’ “‘既然是这样，那您当然可以把尊姓大名告诉我了……’ “我急得没办法，便拼命地搜索枯肠。随后，我听到那边把话筒给挂上了。 “我站在灰暗的车站里，风在其中穿梭。我的第一步，看起来好像那么简单，可就走错了，于是，第二步该怎么走，我便心中无数了。也许我应当直接打个电话给海伦，她家里人会听出我的嗓音来，这个险我只得冒一下了。我不妨另外讲一个姓名，可是讲什么姓名呢？就说是马顿斯医生吧——那会儿别的姓名我一个也想不出来。我迟疑着。随后有个主意浮上我心头，那么清楚明白，即使我十岁时的一刹那间也会闪现出来。干吗不给马顿斯医生打个电话去，就把我小舅子的姓名冒用一下呢？马顿斯跟他挺熟悉，十年前就对他十分厌恶。 “还是原先那个女人来接电话。‘我是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我精神勃发地说道，‘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 “‘刚才有过一个电话，就是先生您打来的吗？’ “‘我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我要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马上去请他来！’ “‘是，’那个女人说，‘请等一下。’” 施瓦茨瞅着我。“在电话里等待逃生的时候，听着听筒里那种可怕而轻柔的嗡嗡声，这你体验过没有？” 我点点头。“你等待的甚至不一定是逃生。也可能是你试图赶走的那种空虚之感。” 施瓦茨继续讲他的故事。“‘我是马顿斯医生。’我最后听到那边开腔了。我又处在这样一种境地，要是在从前肯定会叫我发笑的。而那时，我的喉咙焦干了。 “‘鲁道夫。’后来我终于嘟嘟囔囔地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 “‘鲁道夫，’我说，‘我是海伦·于尔根斯的亲属。’ “‘我不明白。难道你不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吗？’ “‘我是想打电话给他，鲁道夫。要找海伦·于尔根斯。现在你是不是明白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那个嗓音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道，‘有个病人我才诊断了一半……’ “‘我能不能上你的诊所去，鲁道夫？你现在是不是很忙？’ “‘你到底要干吗？你是谁，我甚至还不知道，可你……’ “‘老沙特汉德。’我说。 “我突然记起童年时，我们在扮演印第安人的时候彼此称呼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从卡尔·梅[30]的小说里找来的，十二岁那年我们都曾贪婪地阅读这些小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听到。随后，马顿斯轻轻地说：‘那是什么意思？’ “‘温内图，’我答道，‘你把从前的名字都给忘了吗？哎呀，那些都是元首爱读的书嘛。’ “‘那是事实。’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床头总是放着三四十卷卡尔·梅的作品。这些描写印第安人、用陷阱捕兽的人、打猎的人的小说，连十五岁的孩子都认为有点儿荒谬可笑的，却是他最喜爱的读物。 “‘温内图？’马顿斯用怀疑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非得来见你不可。’ “‘我不明白。你在哪儿？’ “‘这儿。在奥斯纳布吕克。我们能在哪儿见面？’ “‘我正在给病人看病。’马顿斯呆板地说。 “‘我有病。能上你那儿请你诊断一下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马顿斯说，他这种嗓音，说明他已经决定好怎么办了。‘如果你有病，就到我这里来见我。干吗还要费事打电话啊？’ “‘什么时候？’ “‘最好是七点半。七点半，’他又说了一遍，‘不要提前！’ “‘好。那我到七点半来看你。’ “我把电话挂好。我满身是汗。我慢悠悠地朝出口处走去。一弯苍白的半月从云层中稍微露出来了一会儿。只消再过一星期，我想，它就会成为一轮新月。正是穿越边境的好时机。我看了看表。还有三刻钟。最好是离开这个车站。凡是在车站周围闲荡的人，往往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走的是光线最暗、行人最少的街道。这条路通向古老的城墙。有一段已经给平整了，还栽上了高大的树木。另外那沿河的一段，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我顺着城墙，穿过广场，经过圣心教堂。 “从城墙的上层，你可以越过河面，眺望城里的房顶和高楼。大教堂那巴洛克式的穹顶，在摇曳的月光中闪烁。我熟悉这片景色。它被复印在成千张风景明信片上。我也熟悉河水的气味，熟悉城墙边缘那条马路上的菩提树的味道。 “我看到一对对情侣坐在树木中间的长凳上，从这儿可以看到河流和城市的景色。我在一条空着的长凳上坐下了，为了消磨那去见马顿斯以前的半个小时。 “大教堂里的钟开始敲响了。我心里十分烦躁，只觉得那钟声的振荡确确实实震撼着我。好似在观看一场无形的网球比赛，运动员的一方是我非常熟悉的旧我，他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不敢考虑自己的处境。另一方是新我，他勇敢大胆，甘冒生命的危险，好像没有其他可能的出路——一场古怪的精神分裂的竞赛，由一个冷静客观的人当裁判，这个人尽管毫不偏私，心底里却希望那个新我能够取得胜利。 “我记得那半个小时里的一切详情细节。我甚至还记得对自己做出这种不偏不倚的分析表示的惊奇。倒好像我正站在一间四壁镶有镜子的屋子里，这些镜子漫无穷极、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前前后后地照射出我的形象，而在每一个映影后面，我都发现另一个映影，俯临在前一个映影的肩膀上。这些镜子似乎陈旧灰暗，因此我也看不清楚那些形象的表情到底是迟疑，是悲伤，还是满怀着希望。照出来的形象都被闪着银光的昏黑弄模糊了。 “一个女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而且我也不清楚这个野蛮政权眼下是不是连这些事情也都要变成军事训练了。因此我站起身来，走了。我听到那个女人在我背后笑着，我后来一直没有忘记在奥斯纳布吕克池堤上那个陌生女人轻盈、相当傲慢，却又表示同情的笑声。” 4 “候诊室里空荡荡的。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几株叶子又长又韧的植物。桌子上搁着几本杂志，封面上印的图像里有纳粹党的要人、兵士以及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马顿斯站在门口。他直瞪瞪瞅着我，然后摘下了眼镜，眨巴着眼睛。候诊室的光线很暗淡。他起初认不出是我，大概因为我留了小胡子。 “‘是我，鲁道夫，’我说，‘是约瑟夫。’ “他向我打了个手势，叫我说话轻声些。‘你打哪儿来的？’他悄悄地说。 “我耸了耸肩膀。那有什么关系吗？‘我来啦，’我说，‘你一定得帮助我。’ “他朝我望着。他那双近视眼，在暗淡的光线里，看上去仿佛是养在碗里的一条鱼的眼睛。‘你到这儿来是得到许可的吗？’ “‘只得到我自己的许可。’ “‘你怎么穿过边境来的？’ “‘那没有关系。我来是要看看海伦。’ “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你来原来为的是这个吗？’ “‘是啊。’我说。 “我突然觉得镇静下来了。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本来一直在发抖。这会儿，我的烦恼激动统统都消失了。眼下的问题是，要让我那位给弄得焦躁不安的朋友镇静下来。 “‘就是来看看海伦？’他问。 “‘是啊，来看看海伦。可你一定得帮助我。’ “‘天哪！’他说。 “‘难道她已经死了吗？’我问。 “‘不，她没有死。’ “‘她在城里吗？’ “‘在。至少她一星期前还在城里。’ “‘我们能在这儿谈话吗？’我问。 “马顿斯点点头。‘我把我的接待员打发走了。如果有什么病人上门来，我也可以把他们给打发走。我不能请你到我家里去。我已经结婚了。两年前，你总懂的……’ “我懂。在这个千年帝国[31]，亲戚家属都是不能信任的。告密，被德国的救世主们看作是民族的美德。这方面，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密告我的，是我妻子的弟弟。 “‘我的妻子不是党员，’马顿斯急忙说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他慌慌张张地瞅着我——‘讨论过像眼下这样的事情。她有些什么想法，我没有确切的把握。请到里面来吧。’ “他推开了诊察室的门，随手就把它锁上了。‘让它开着吧，’我说，‘一间锁上了门的屋子，比我们万一被人看见更会引起怀疑。’ “他把钥匙从锁孔里往回转了一下，望着我。‘约瑟夫，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偷偷过来的吗？’ “‘是的。可你用不着把我隐藏起来。我住在城外一家旅馆里。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让海伦知道我已经来到了这儿。五年来，我没有接到过她一封信。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甚至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再婚了。如果她已经……’ “‘你来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啊，’我惊讶地答道，‘不是为了这个，我干吗要回来？’ “‘我们一定得把你隐藏起来，’他说，‘你不妨在这张长沙发椅上宿一夜。七点以前，我会把你唤醒。七点，那个女佣人就要进来打扫。八点过后，你可以回来。不到十一点，不会有病人上门的。’ “‘她有没有再婚？’我问。 “‘海伦吗？’他摇了摇头。‘我甚至认为她还没有跟你离婚呢。’ “‘她眼下住在哪儿？还是从前那套公寓吗？’ “‘我想是的。’ “‘有人跟她住在一起吗？’ “‘是的。’ “‘和谁？是和她母亲、妹妹、弟弟，或者别的什么亲属吗？’ “‘那我没把握。’ “‘你一定得打听清楚，’我说，‘而且你一定得告诉她，我已经来到了这儿。’ “‘你干吗不自己去告诉她呢？’马顿斯问。‘电话就在那边。’ “‘万一她不是一个人在家呢？如果她弟弟在那里，那怎么办？他已经密告过我一次了。’ “‘这倒是事实。她大概也跟我一样会目瞪口呆。那样就有可能让她把秘密泄露出来。’ “‘我甚至还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鲁道夫。已经有五年了，可我们的婚姻生活却只有四年。五年比四年长——而分离比在一块儿生活更起作用。’ “他点了点头。‘我不懂。’他说。 “‘这一点我能明白。我对自己也还搞不懂呢。我们过的生活不一样。’ “‘你干吗不写信给她？’ “‘所有这一切，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鲁道夫。快去找找海伦。跟她谈一谈。看看她有些什么想法。如果情况还不坏，你就告诉她我在这儿，并且问问她我们怎么样见面。’ “‘你要我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我惊跳了起来，‘还要等什么啊？’ “他望了望四周。‘那你去哪儿呢？这儿不安全。我妻子很可能就会叫女佣人下楼来找我。我一般总是下班以后就到楼上去的。这个，她已经习惯了。我可以把你锁在屋子里，可是那样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给锁在屋子里。’我说。‘你不能告诉你妻子，说你非得出去看望一个病人不可吗？’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这样告诉她。这样做，简单些。’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一道闪光，有那么片刻工夫，他的左眼仿佛在微微地眨巴着。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们的童年时代。‘我可以等在大教堂里。眼下这时势，教堂几乎跟在中世纪时代一样安全。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 “‘一小时以后。就说你名叫奥托·施图尔姆。我怎么能找到你？你就不能索性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去吗？’ “‘有电话的地方是危险的。’ “‘不错，也许是这样。’他迟迟疑疑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是的，也许你的话是对的。要是我还没回来，你再打个电话，或者留个口信说你在哪儿。’ “‘好。’ “我拿起我的帽子。‘约瑟夫。’他说。 “我转过身去。 “‘外边情况怎么样？’他问。‘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我答道。‘是的，差不多是那样。什么都没有。可是，也不完全是那样。可是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都有，除了那一样最关紧要的东西，不是吗？’ “‘没有那么好，’他说，‘没有那么好，约瑟夫。不过表面上倒是金光灿灿的。’ “我顺着一条最最冷落的街道往大教堂走去。路并不远。在克拉恩街上，有一队齐步行进的兵士打我旁边走过去。他们唱着一支我不熟悉的歌。在教堂广场上，兵士更多了。稍微再远一点，小教堂的三个十字架旁边，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有二三百人，大部分都穿着纳粹党的制服。我听到一个嗓音，想找出来是谁在那里讲话，但什么也没找到。终于，我的眼光偶然落到撑起在讲台上的一个黑色扬声器上。它立在一盏电灯下面，光秃秃，孤零零，一个自动装置，叫嚷着德国夺回每一寸土地的权利，更强大的德国，复仇。世界的和平，它咆哮道，只有通过一种途径才能得到保障：全世界必须按照德国的要求行事。那才是正义的，公道的。 “又刮风了，摇曳的树枝把晃动的阴影洒落在人们的脸上，号叫的机器上，以及他们背后教堂墙头那静谧的雕像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强盗[32]。听众的脸都全神贯注，样子也变了。那自动装置向他们叫嚣的，他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处于一种奇妙的催眠状态，向这个脱离肉体的嗓音欢呼喝彩，倒像它是一个活人似的。这个场景，在我看来，这恰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那邪恶如恶魔般的暴民精神，也代表了所有跟着口号走的受惊的、歇斯底里的人群。至于那些口号来自右派还是来自左派都无所谓，只要它们能使群众不动脑筋、不负责任就行。 “我没有料到大教堂里会有这么许多人。后来我才记起，五月的每天晚上都要望弥撒。有一会儿，我在思忖新教的教堂是不是会好些，可是我不知道到了晚上它们会不会还开着。我挤到门口近旁一张空着的靠背长椅上。圣坛上亮着辉煌的烛光，可是教堂的其他部分却显得阴森暗淡，人家要把我认出来也不太容易。 “一个神甫身处焚香的烟霭和蜡烛的光芒中在圣坛周围走动，周围几个辅祭穿着红色的教袍和白色的法衣，其中有一个正摇动着烟霭袅袅的香炉。我听着管风琴和唱歌的声音，仿佛觉得我正在望着跟外面的那些同样的变了形的脸，同样的梦游病患者似的出神的眼睛，眼睛里洋溢着毫不怀疑的信仰和想不负责任而安全存身的那种渴望。教堂里的气氛比外面的更幽雅，更温和。可是，这种劝说我们爱上帝、爱邻人的宗教，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温和：在漫长的黑暗时代，它也曾经流过大量的鲜血。它一旦不再受人迫害，就马上反过来，开始用火，用剑，用酷刑去迫害他人。海伦的弟弟在集中营里审问我的那一回，就提到过这一点：‘我们采用了你们教会的方法。你们的宗教裁判所用上帝的名义来严刑拷问，教育我们该怎么样去对付信仰的敌人。其实，我们倒并没有那么残酷：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把人活活烧死。’他向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正被吊在一个十字架上——那是他们威逼犯人招供的较轻的刑罚之一。 “站在圣坛那儿的神甫举起那金色的圣体盒，为在场的信徒们祝福。我纹丝不动地坐着，可是仿佛觉得自己漂浮在一个满是炉香、抚慰和亮光的温水浴缸里。接着，最后一支圣歌开始演奏了：‘愿汝在今夜成为我的保护者和守卫者。’这支歌，我小时候唱过。那时候，夜晚的黑暗让我恐惧——现在，让我害怕的却是亮光。 “人们开始离开教堂。我还要等一刻钟。我溜到撑住拱顶的一根大柱子旁边的一个角落里。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海伦。最初，我没认出是她，因为我没料到她会在这儿。后来，她打我身边走过了几步路，到了一处人群已经不太拥挤的地方，从她向前走时摆动肩膀的样子，我才认出她来。她好像没有碰到别人，而是在人群的缝隙中悄悄溜过去似的。蓦然间，她差不多摆脱了人群，在那条宽阔的中央通道上站住了。映衬在烛光和高大的罗马风格窗户那蓝里带红的黝黯色彩中，她看上去娇小苗条，好像茫然不知所措。 “我站起身来，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不敢打招呼。人还是太多了，一打招呼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仍然活着，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她没有死，也没有生病。在我们这种处境，这往往是第一个念头。你感到惊奇，某样东西居然还跟从前一样——某人居然还在那儿。 “她急匆匆朝唱诗班那儿走去。我悄悄离开靠背长椅，走出来，跟着她。到了圣餐围栏旁边，她立定了，转过身来。她朝那些仍然跪在靠背长椅行列里的人们仔细打量了一番，随后慢慢地顺着通道往回走。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她肯定能在一排靠背长椅间发现我，所以她在我身边走过，挨得那么近，我们差一点就要触碰到了。我跟着她。等她再一次立定下来的时候，我也在她背后站住了。‘海伦，’我说，‘不要回过头来。走到外面去。我会跟在你后边。千万不能让人看见我们在这儿。’ “她一阵哆嗦，好像被人打了一下，可是她继续往前走着。她究竟干吗要到这儿来呢？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很可能会被人认出来。可是我自己，原先也并不知道这里会有这么多的人。 “我看着她在我前面继续往前走，可是我毫无耐心，因为我巴不得尽快走出教堂。她穿着一身黑衣，戴着一顶小小的帽子，伸直的脑袋微微侧向一边，仿佛在谛听我的脚步声。我在她后面放慢了脚步，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又不致她走出我的视线。我从经验中学到，你被人认出来，往往只因为你跟别人太靠近了。 “她经过石制的圣水盆，穿过高大的正门。接着，她往左转，沿着大教堂，有一条石板铺砌的宽阔走道，用系在砂岩柱子上的铁链将它同广场分隔开。她跳过铁链，往黑暗中走了几步，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来。那一刹那，我觉得这便是我的生命，我全部生命正在我前面走着，明明已经离开了我，随后却突然又回到我的身边，我说的这些又是一堆陈词滥调，这句话既正确，又不正确。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了这种感受，不过，那并不是我的全部感受。我向海伦走过去，向她那黝黑的身影，向她那苍白的脸蛋，向她的眼，向她的嘴，我觉得落在我后边的都是那过去的一切。我们不在一起的岁月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存在着，不过那只是我在书里读到过的东西，而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你是从哪里来的？’没等我走近她，海伦就问我，那口气简直像怀有敌意。 “‘从法国。’ “‘他们放你进来的？’ “‘不，我是偷越边境过来的。’ “这些问题马顿斯差不多都问过。 “‘为什么？’她问。 “‘来看你。’ “‘你不应该回来！’ “‘我知道。一天又一天，我都对自己说别回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如果我早知道，我也就不会在这儿了。’ “我不敢去吻她。她正好站在我面前，可是那么僵硬，我想我要是碰她一下，她也许会断裂。我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想法，可是我又看见她了，她活着，现在我可以走了，或者等一等，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她问。 “‘我明天会知道的。或者下个星期。或者更晚一些。’ “我朝她望着。有什么要知道的？要知道的东西，只是一丁点儿在浪尖上荡漾的泡沫。每一阵风都会把它吹走的，可是波浪依然还在。 “‘你已经来了。’她说。她的脸，不像刚才那么僵硬，变得柔和了。她走近一步。我抓住她的两条手臂，她却用双手抵住我的胸脯，好像要让我离远一些。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在这个阴暗有风的广场上，我们面对面，单独两个人站了好长一段时间。街上的嘈杂声听起来瓮声瓮气，好像有一堵玻璃墙把我们跟外界隔开了。广场尽头，在我左边大约一百步开外，就是那座台阶雪白、灯火通明的国家剧院。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刹那，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惊奇，戏剧居然还在演出，剧场居然还没改成营房或监狱。 “一群人打我们旁边走过去。其中有一个人笑了起来，还有几个人回过头来朝我们张望。‘走吧，’海伦悄悄地说，‘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那我们到哪儿去？’ “‘到你的公寓去。’ “我想我一定是听错了。‘哪儿？’我又问了一遍。 “‘到你的公寓去。还能到哪儿去啊？’ “‘一上楼梯，就会有人认出我来的！那所公寓里，住的难道不就是从前那些人吗？’ “‘他们不会看见你的。’ “‘那么那个女佣人呢？’ “‘我会叫她夜里不要来。’ “‘那么明天早晨呢？’ “海伦瞅着我。‘你那么路远迢迢地来到这儿，难道只是为了问这些话吗？’ “‘我回来可不是为了叫人给抓去关进集中营啊，海伦。’ “她终于微笑起来了。‘约瑟夫，’她说，‘你没有变。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答道，无法不跟着她微笑起来。我记得过去有时候，她对我那个迂腐劲儿生起气来，说话也是这种口气。追怀往事，危险也就忘了。‘可我已经来到了这儿。’我说。 “她摇了摇头，我看见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还没有，’她答，‘还没有。现在咱们就走吧，要不，他们真的要把咱们抓走了。看这情形，倒像我在撒泼吵闹似的。’ “我们穿过了广场。‘我不能马上就跟你去，’我说，‘你得先把那个女佣人打发走。我在明斯特一家旅馆里开了个房间。在明斯特，没有人认识我；我的意思是住到那边去。’ “她一动不动地立定了。‘住多久？’ “‘我不知道，’我答道，‘事先我怎么也没法考虑好。我只知道我要来看你，知道我早晚还得要回去。’ “‘还是越过边境？’ “‘当然了，海伦。’ “她沉下了脑袋，继续往前走。我想，我这会儿应当觉得非常幸福，可是我一点也没有那种感觉。只是到了后来，你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感受。现在——现在我才知道我当时是幸福的。 “‘我一定得打个电话给马顿斯。’我说。 “‘你可以从你的公寓里打电话给他嘛。’海伦答道。她每回讲到‘你的公寓’，总叫我怔一怔。她是故意这样说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答应马顿斯过一小时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就是现在。如果我不跟他通电话，他一定会以为出事了。他说不定会做出什么蠢事来的。’ “‘他知道我来跟你见面。’ “我看了看表。我早该在一刻钟之前就打电话的。‘我到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去跟他通个电话，’我说，‘只要一秒钟就够了。’ “‘上帝啊，约瑟夫！’海伦气呼呼地说道。‘你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你甚至比以前更加迂腐了。’ “‘也许是这样，’我说，‘可是我从经验中懂得，不注意小节，可能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我也懂得，危险临头的时候，等待是种什么滋味。’我挽住她的胳臂。‘要是我不那么迂腐，海伦，我也不会还活着。’她搂紧我的胳膊。‘我知道，’她嘟嘟囔囔地说，‘可你难道不了解，如果我让你单独待一分钟，我就会担心你出事吗？’ “我感受到了世界上所有的温暖。‘不会出什么事的，海伦。而且我的迂腐会使你放心的。’ “她微微一笑，扬起她苍白的脸。‘快去打电话吧。可是不要在咖啡馆里打。那边有一个公用电话间。是你不在的时候设立的。那里比在咖啡馆安全。’ “我走进玻璃公用电话间。海伦等在外面。我拨了马顿斯的号码。电话线占线。我等了一会儿，又一次拨了号码。硬币叮的一声被退了回来。线路仍然占线。我有点儿焦躁起来。透过玻璃，我可以看见海伦正聚精会神地踱来踱去。我向她打了个手势，可是她没有看见我。她在监视着街头，可又尽量做到不露一点声色，她既是个警卫员，又是个守护神，两者同在她一人身上，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原来她穿着一套十分合身的套装。在等待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看到她嘴唇上涂着点儿口红。在黄橙橙的灯光下，那颜色看起来仿佛是黑的。我记得在新德国，大家都不赞成涂用胭脂和口红。 “拨了第三次号码，才接通马顿斯。‘我的妻子在打电话，’他说，‘差不多打了半小时。我没法儿叫她挂断。’ “‘她此刻在哪儿？’ “‘在厨房里。我只好让她打。你理解吗？’ “‘我当然理解。一切都很好。谢谢你，鲁道夫。忘记你见过我。’ “‘你眼下在哪儿？’ “‘在街上。谢谢你，鲁道夫。我现在不需要什么了。我要找寻的，已经找到了。我们俩在一起。’ “我透过玻璃望着海伦，正要把电话挂断。‘你知道你要住在哪儿吗？’马顿斯问。 “‘我想我是知道的。不要担心。把今天晚上的事忘了，当是你做了一个梦。’ “‘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事我可以帮忙，’他迟迟疑疑地说，‘就让我知道吧。起初那会儿，我实在太惊奇了。你明白……’ “‘明白，鲁道夫，我明白。如果我需要什么，我一定会让你知道的。’ “‘如果你要在我这儿过夜……我们可以谈谈……’ “我微微笑了笑。‘我们以后再看吧。现在我必须把电话挂断了……’ “‘好的，当然。’他急忙说。‘请你原谅。我祝你好运，约瑟夫。我真诚地祝福你！’ “‘谢谢你，鲁道夫。’ “我走出不通风的公用电话间。一阵风吹来，差点儿把我的帽子给吹落了。海伦冲到我面前。‘快到家里去吧！你的那种谨慎小心已经传染给我了。我仿佛觉得有一百只眼睛正在暗地里盯着我们。’ “‘你雇用的还是那个女佣人吗？’ “‘莉娜？已经不是了，她替我弟弟当密探。他要知道你是不是写信给我。或者我是不是写信给你。’ “‘那么，眼下的这一个呢？’ “‘她是个哑巴，而且她也不来管我的事。如果我叫她周末不要来上班，她一定会很高兴。她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的。’ “‘你还没有把她打发走吗？’ “她微微一笑，样子美极了。‘我先得确定你确实要住在这儿。’ “‘你先得把她打发开，我才可以进去，’我说，‘她怎么也不能看见我们。我们不能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吗？’ “‘去哪儿呢？’ “真的，去哪儿呢？海伦笑了起来。‘我们站在这儿，活像两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在寻思上哪儿去秘密约会，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年纪太小。我们能上哪儿去呢？城堡公园吗？那里八点钟就关门了。坐在市政公园的长凳上吗？还是上一家糕饼店去？那都是危险的。’ “她说得对。这些都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的细节——你也没法事先估计到。‘是的，’我说，‘我们站在这儿，的确像是两个十来岁的少年。’ “我瞅着她。她今年二十九岁，可是她没有什么改变。分开的那五个年头，从她身上溜走，正像水从一只小海豹身上泻掉一样。‘我到这儿来，也像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做出的事，’我说，‘一切理性都反对我这样做。可我事先并没有多加考虑。我甚至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她没有回答。她那褐色的头发，在街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让我先走，去把那女佣人打发开，’她说，‘可是我不愿意撇下你一个人留在街头。你也许会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我走开的这一会儿，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你刚才发现我的地方。一座教堂里。我可以回到那大教堂去。教堂是安全的，海伦。我已经成为法国、瑞士、意大利的教堂和博物馆专家了。’ “‘过半小时就回来，’她轻轻地说，‘你还记得我们那套公寓的窗子吗？’ “‘记得。’我说。 “‘如果角上的窗子开着，那说明没有问题，你就可以上来。如果关着，那你稍待一下，等我把窗子打开。’ “这叫我想起了童年，那时候我跟马顿斯一起扮演印第安人。那个时节，约定的信号就是窗子里的一盏灯。老沙特汉德或是温内图会等在下面。生活是在重复自己吗？是不是会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重复出现？ “‘好。’我说，迈步走开了。 “‘你要上哪儿去？’ “‘我想看看圣玛丽教堂是不是还开着。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那是哥特式建筑的一个绝妙典范。我已经学会欣赏这些东西了。’ “‘别说胡话了。’她说。‘只能撇下你一个人，这已经是够糟的了。’ “‘海伦，’我答道，‘我已经学会照顾我自己啦。’她摇了摇头。她脸上那股刚毅之色消失不见了。‘还是不行，’她说，‘还是不行。万一你没回来，我该怎么办呢？’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还是那个电话号码，是吗？’ “‘是的。’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海伦，’我说，‘一切都会很顺利。’ “她点点头。‘让我带你到圣玛丽教堂去。我一定要深信无疑，你确实到那里了。’ “我们悄没声息地走着。去那儿并不远，海伦一句话也没说，撇下就我走了。我目送着她，看她穿过旧市场。她走得很快，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 “我就在大门底下的昏暗中站住了。右边是市政厅，除了那上面石刻的脸庞被一抹惨淡的月光照到以外，其余都沉浸在阴影里。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就是在那市政厅外面的台阶上宣布的。1933年，千年帝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思忖，是不是能够活着看到宣布它的终结。对我来说，希望渺茫。 “我没有试着走到教堂里去。我忽然对躲藏起来的想法大起反感。我仍然下决心要谨慎一点，可是打从我见到海伦以来，我实在不愿意再像一只被追猎的野兽那样行动了，除非我非这样做不可。 “但话说回来，在这里待太久，也不安全，因此，我就开始慢慢溜达。这座以前看来充满危险、既熟悉又生疏的城市，现在苏醒过来了。我感觉到它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自己也开始活过来了。我想，最近几年我那隐姓埋名的生活，看上去是那么空虚，只是纯粹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倒也不是毫无用处的。它使我得到锤炼，而现在，如同一朵夜里开放的花朵，我那以前从未体会过的生活的意义，在我心头产生了。这里一点浪漫色彩都没有，不过这很新鲜，激动人心，好像一朵硕大的、色彩绚丽的热带花，不可思议地忽然开放在一株普通花园里栽培的植物上，这株植物本来指望最多也只能暴出一两个小得可怜的蓓蕾而已。我走到河边，立定在桥上，倚着栏杆，俯视底下的河水。在我左面，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岗楼，现在被一家洗衣店占用了。窗子里亮着灯光，姑娘们还在干活。那亮光分散成一缕缕宽阔的光束，射过河面。栽有菩提树的黑魆魆的城墙，突兀地映衬着高高的天空，右面是一些花园和那座大教堂的侧影。 “我纹丝不动地站着，身心完全松弛了。听不见一点儿声响，除了水的泼溅声和洗衣店姑娘们在窗子里面那闷声瓮气的声音。我听不清她们在讲些什么。我听到的似乎只是还没形成言语的人的嗓音，只是有人在近旁的标志，但还不像完成的言语那样，是虚假、叛卖、愚蠢和发狂般孤独的标志，是一种把听来如同美妙曲调的声音加以歪曲的丑恶的泛音。 “我呼吸着，仿佛觉得我在呼吸的时候跟河水和着同样的节奏。有那么一段无始无终的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桥的一部分，觉得河水正在随着我的呼吸流过我的全身。这似乎十分自然，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没有任何的思索。我的思想已经跟我的呼吸和那河水一样变得毫无意识了。 “一缕暗淡了的光线，急速地穿过我左边的一行菩提树。我的视线跟随过去，随后我又听到那些姑娘的嗓音。我意识到，有那么一会儿，我并没有听见她们的声音。随后，我又闻到了被微风吹过水面的菩提树的味道。 “那缕移动的光线消失了，在这同时，我背后的那些窗子也变黑了。有一会儿工夫，河水一片漆黑，随后我又看见那一点一点、亮晶晶的月光，洗衣店里的灯光刚才都把它给淹没了。现在只剩下了月光，可是它的闪动却比代替它的那种粗陋的、黄橙橙的光线更加优美雅致和绚丽多姿。我想到我的生活，几年之前，一点光芒在我的生活中熄灭了，我不知道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无数柔和的光芒是否就不会在我的生活中重现了——如同河面上那闪闪发亮的月光。在这以前，我一直只认为我丧失了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不定从这里面我也得到了一些什么。 “我走下桥来，在城墙上那一行行黑乎乎的树木中间踱来踱去，等着挨过那半个小时。夜更深了，菩提树的味道也更加浓郁，月亮把银光撒在房顶和高楼上。仿佛这个城市正在竭其所能，要让我明白我是在编造谎言，任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危险在暗中等待我，经历了一次长时间、漫无目的的旅程，我可以安心回家，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我用不着警惕这样的心情。我心里自有一种东西在主动地防备着，在向四面八方凝视。我在巴黎、罗马和其他城市里被捕的次数太多了，当时恰恰都怀着这样的心情——向美屈膝投降，被爱啊，理解啊，遗忘啊这些幻影哄骗得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警察是不会忘记的。月光和菩提树的味道不会把密探变成圣徒。 “我的感官灵敏得如同蝙蝠的翅膀，我小心翼翼地朝着希特勒广场走去。房子就在拐角上，那里有一条街道通进广场。那条街用的还是从前的名字。 “窗子开着。我记起了海洛和勒安德耳的故事[33]，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童话，神话里讲到那个修女把灯火熄灭，王子淹死了。我想我不是王子，不过，德国的确有很多美丽的神话，也许正因为是这个缘故，才有世界上最叫人惊心怵目的集中营。我沉着地穿过那条街，这里不是什么赫勒斯庞特，也不是什么北海。 “走到大门口，我看见有人从门厅里走过来。已经来不及回头了，我就朝着楼梯往前走，带着一种像是知道要去哪儿的镇定自若。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从前没有见过。我的心停止跳动了——”施瓦茨微微笑着。“那又是一种陈词滥调，你要是没有感受过，你是不会相信的。我没有回过头去张望。我听到大门关上了，便急急忙忙地奔上楼。 “房门半掩着。我推门进去，海伦在那儿。‘有人看见你了吗？’她问。 “‘有，是个老妇人。’ “‘没戴帽子的吗？’ “‘对，没戴帽子。’ “‘准是那个女佣人。她的房间在阁楼上。我关照她星期一下午之前都不要来了。刚才那段时间里，她一定在梳妆打扮。她觉得别人除了在她的衣着上找差错就没别的事可干了。’ “‘不要为她而担心了，’我说，‘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反正她不认识我。有人认识我的时候，我是知道的。’海伦接过我的雨衣和帽子。她正想把它们挂在前厅里。‘不要把它们搁在这儿，’我说，‘有人会看见的。放到壁橱里去吧。’ “‘没有人会来的。’海伦说着，带我往起居室去。 “我先把房门给锁上，随后跟她走了。 “在我流亡的最初几年里，我常常想家。后来，我试着把它忘了。现在我尽管回到了家里，也没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它好像是一幅画，曾经是属于我的，并使我想起自己的某一段生活。我站在门口。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长沙发和椅子都已经整修过了。‘它们以前不都是绿色的吗？’我问。 “‘是蓝色的。’海伦说道。”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事物都有它们各自的生命，要是你把它们的生命跟你自己的相比，那可太糟糕了。” “为什么要去比呢？”我问。 “难道你不比吗？” “要比的，但是方式不一样。我总是拿自己来比。当我在河边饿了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想象中的我来和我自己相比，这个我除了饿之外，还患有癌症。这样一比，我会得到片刻的幸福，因为我只是饿了，却没得癌症。” “癌症，”施瓦茨说，直瞪瞪瞅着我，“你是怎么想起这个来的？” “我也可以说梅毒。或者说结核病。癌症好像最说得通。” “说得通？”施瓦茨仍然一眼不眨地紧盯着我。“癌症也不一定最说得通。你这话简直不可思议。” “好吧，”我用一种和解的口气说道，“我只是拿这个来当一个例子罢了。” “简直不可理解。” “每一种致命的疾病都是这样的，施瓦茨先生。” 他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你肚子还饿吗？”隔了半晌，他问。 “不饿。怎么了？” “你说过你饿啊什么的。” “自从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吃过两顿晚饭了。” 他抬起头。“听听！吃过晚饭了！多么舒适！等过去之后回头看，多么不可企及啊！” 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更加镇静地说道：“椅子是黄色的。它们都已经重新做过了；在我受尽命运的种种嘲弄的那五年里，所有的变化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事物会变得不协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说，“一个人死了，可是他的床依然还在。他的家也依然还在。具体东西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要是能够也把它们一起毁掉就好了！” “除非它们对我们毫无意义，否则我们是不能把它们毁掉的。” “这话说得对，”我说，“除此以外，人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重要吗？”施瓦茨说，他那朝我扬起来的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不重要吗？不，当然不了！可是告诉我，如果生命不重要，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说，即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它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把事物说成是重要的，都是我们自己。” 施瓦茨急速地喝了一大口深色的酒。“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大声问道。“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说成是重要的呢？” “不，我没法告诉你。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愚蠢的讲法。我自己把生命是看得相当严肃的。” 我看了看表，刚刚过两点。乐队正在演奏伴舞的音乐，一支探戈舞曲。喇叭那短促的、调低了的乐音使我想起一艘出航轮船那远去的汽笛声。只差几小时，就要破晓了，我想，那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我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了摸那两张船票，仍然在那儿。我几乎已经以为它们不在那儿了。那听不惯的音乐，那酒，那挂着帘幔的房间，还有施瓦茨的嗓音，造成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虚无缥缈的气氛，毫无真实感。 “我仍然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施瓦茨继续讲下去，“海伦望着我，问：‘在你看来，你这个家难道就变得这样陌生了吗？’ “我摇摇头，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浮起一种奇妙的窘迫之感。屋子里的东西仿佛都在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已经不再属于它们了。也许我也已经不再属于海伦。‘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我急忙说道，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热情，‘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海伦。’ “‘不，’她答道，‘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要回来？难道就为了这个？就因为样样东西都会跟从前一个样吗？’ “‘不，’我说，‘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以前不是住在这儿吗？那些年月都到哪里去了？’ “‘不是在这儿。而且，那些年月也不在我们已经扔掉的旧衣裳里。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不。我不是在找寻我自己。可是，你是一直待在这儿的。我是在找寻你啊。’ “海伦古怪地瞥了我一眼。‘你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我呢？’她说。 “‘以前？’我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更早一点回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在你出走以前。’ “我不了解。‘那我该问你些什么呢，海伦？’ “她没有马上回答。随后，她急促地说：‘你为什么不曾要我跟你一块儿走呢？’ “我直瞪瞪地瞅着她。‘跟我一块儿？离开你的家？你的家庭？你所喜爱的一切？’ “‘我恨我的家庭。’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你可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我最后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 “这话是对的。‘我不想带你离开这里，’我有气没力地说。 “‘我恨这个地方，’她答道，‘我恨这里的一切。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你并不恨它。’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她重复了一遍。 “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几张黄色的椅子和五年多的时间把她跟我隔开了。一股怀有敌意和含有苦味的浪潮，一股脑地向我脸上打过来。在我逃亡的时候，我的行动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流亡生活的危险和动荡，我怎么能把海伦也牵连进去呢？可我现在却觉得，我那样地逃跑，留她一个人在家，也许深深地伤害了她。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约瑟夫？’她问。 “我本来想说，我是为了她才回来的。可是，这会儿我却不能这么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驱使我回来的乃是一种隐秘的、真正的绝望。我所储存的东西，都已经给用光了。我那毫无掩饰的自卫本能还不足以强大到让我经受这令人寒心的孤独。我没有能够建立一种新生活。在我心里，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想这样做，因为我就从来没有真的抛却我的旧生活。我既不能忘掉它，又不能战胜它。坏疽已经侵入，我非得做出抉择不可。我可以让自己烂掉，要不就回去，试着把它治好。 “我一直没有把这一切考虑清楚，即使在现在，我也仅仅明白了一半。不过即使仅仅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丁点儿，也是一种巨大的宽慰。我那压抑和窘迫的感觉消失了。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了这儿。从五年的流亡生活中，我没有带回什么东西，除了我那磨练得敏锐了的感官、生存的渴望，以及一个逃亡罪犯的警戒和经验。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已经破产了。在边界之间那片无人地带度过的黑夜，为了一点食物和几小时睡眠而挣扎的那种生活造成的令人痛苦的厌烦，鼹鼠似的地下生存——当我站在这儿，站在我家门槛上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已经破产，可是至少我还没有负债。我是自由的。这不是什么回来。那过去几年中的我，在我越过边境的时候已经自杀了。已经死了。另一个我是活着的，而那是一件礼物，无关责任。”施瓦茨向我转过脸来。“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不自觉地重复着这些话，讲得又是矛盾百出的。” “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我答道，“能够自杀也是一种福气，虽然我们不大欣赏这种做法。它会给你一种意志自由的错觉。说不定我们走自杀绝路的次数要比我们猜想的更多呢。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恳切地说。“但愿我们能够知道那是自杀！那么，我们还可以起死回生。我们可以活上几世，用不着拖着经验的痈疽，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而结果还是要死在它们手里。 当然，我当时没办法向海伦解释清楚，”他继续说道。“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突然之间，我觉得那么轻松，可以用不着解释了。因为正相反，我觉得解释只会引起混乱。她大概是要我说，我回来是为了她的缘故。可是，用我新的眼光看来，我知道那将是我的毁灭。过去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崩坍下来，连同它所有的谴责，它所有的罪孽，还有失去的机会和受损的爱情，而我们将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出路。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自杀差不多充满了欢乐，如果这种精神自杀的念头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它必须是完整的。它不仅必须包括流亡的年代，而且还必须包括流亡以前的岁月。要不，比第一个历时更久的另一个坏疽将会侵蚀进来。海伦站在那儿，她是一个敌人，她爱我，而且清楚地知道我的弱点，她正准备利用这两点来向我进攻，而我却毫无制胜的机会。本该带来获取自由的希望的那种自杀，将会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道德上的痛苦——死亡之后，将不再是复活，而是彻底的毁灭。跟妇人家过多解释是一种错误。该做的事是行动。 “我走近海伦。摸着她肩膀的时候，我觉着她在发抖。‘你为什么要回来？’她又问道。 “‘我倒忘了，’我说，‘我很饿，海伦。我一整天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在她旁边一张上了漆的小意大利式桌子上，放着一张装在银镜框里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我不认识。‘这个东西，难道我们需要吗？’我问。 “‘不。’她惊讶地说。她拿起照片，把它塞进桌子的抽屉里。” 施瓦茨瞅着我，微微一笑。“她没有把它扔掉，”他说，“她没有把它撕碎。她把它放进了抽屉里。她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那时把它拿出来，重新放在桌子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她那种谨慎小心、深思熟虑的姿态却叫我开心。五年以前，这一点我是不会理解的。我一定会当众大吵一场。现在，可能出现沉闷气氛的局面就这样结束了。政治上的大话我们能够容忍，可是恋爱中的大话我们却容忍不了。真是倒霉，若能掉过一个头就好了。海伦那种纯粹理性的姿态不是没有爱情，那是一种添上了女性洞察力的爱情。我已经使她失望过一次，她为什么一定要马上信任我呢？从我这方面来说，在法国的日子也让我学会了很多。我没有问她什么话。我能问些什么呢？又有什么权利问呢？我笑了起来。她吃了一惊。随后，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也笑起来了。‘告诉我，’我说，‘你跟我离婚了没有？’ “她摇摇头。‘没有。我拒绝了。不过那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是要让我家里的人不好受。’” 5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多少时候，”施瓦茨说，“我累极了，可是我不时地醒过来。黑夜挤进我们睡的那个小小的房间。我以为我听到了响声。我本来睡着了一半，梦见自己在奔跑，有人在追我。我惊慌地跳起来了。 “海伦只醒来过一次。‘你睡不着吗？’她在黑暗里问。 “‘不。我也没有指望会睡着。’ “她开亮了灯。黑影在窗子上跳动。‘指望太多也没有用，’我说，‘我没法控制我的睡梦。家里还存着酒吗？’ “‘多的是。那也是靠我的家庭关系能够搞到手的东西。你打什么时候开始喝起酒来了？’ “‘从我住在法国的那时起。’ “‘挺好的，’她说，‘你懂酒吗？’ “‘懂得不多。我最熟悉的是那种价钱便宜、颜色红红的东西。’ “‘海伦走到厨房里，拿回来两个酒瓶和一个开瓶器。‘咱们光荣的元首把酿酒的条例给改了，’她说，‘本来一直有条法规，禁止在天然的酒里加糖。可眼下啊，甚至允许酿酒工人中断发酵。’ “她从我的脸色神态里，看出我对这些事并不在行。‘在歉收的年份里他们这样干，让酸酒变得甜些，’她笑着解释道，‘这是优秀人种策划出来的一个骗局，为了想帮助出口贸易，捞进硬通货。’ “她把两个酒瓶和那个开瓶器递给了我。我打开了那瓶摩泽尔葡萄酒。海伦拿来两个瘦细的酒杯。‘你皮肤怎么会弄得这样黑？’我问。 “‘三月份我在山里。滑雪。’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你滑雪时是光着身子的吗？’ “‘不，可是日光浴你总不需要穿衣服。’ “‘你打什么时候起学会滑雪了？’ “‘有人教给我的。’她说，露出一种不服气的神色。 “‘那很好，’我说，‘那对你大概会有很大的好处吧。’ “我斟了一杯酒，递给她。这酒味道偏酸，比勃艮第的酒香味更浓。从我离开德国以来，还没喝到过跟这个差不多的酒。 “‘你不要知道是谁教我的吗？’海伦问。 “‘不。’ “她惊异地瞅着我。要是在从前，我大概会盘问她一个通宵。可现在，我却一点儿也不在乎。薄暮时分那种轻盈缥缈的虚幻感觉重新回来了。‘你已经变了。’她说。 “‘这句和与这句相反的话你至少已经说了两遍了，’我反驳道，‘反正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她举起酒杯，可是没有喝。‘也许，我宁肯你没有改变。’ “我喝了口酒。‘是不是因为那样一来，可以更容易让我屈服？’ “‘难道我以前使你屈服过吗？’ “‘我不知道。我想没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我回想起当年我是怎么个情况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人总是会试试的。这一点难道你就不知道吗？’ “‘不，’我说，‘可你至少是警告过我的。这个酒很不错。我估摸，发酵没有半途中断。’ “‘那你呢？’ “‘海伦，’我说，‘你很动人——另外又很风趣。那是一种最少有、最可喜的结合。’ “‘不要那么肯定。’她激动地说，一面坐到了床上，手里仍然握着她的酒杯。 “‘什么事情我都不敢肯定，’我说着，微微一笑，‘可是，不确定性有它的意义。如果它没有把你弄死，它倒会引你走向一种不可动摇的稳定。那是一堆大话，只是反映了一块滚动的石头的经验。’ “‘滚动的石头？’ “‘就像我这样。一个什么地方都不能停留、永远不能定居下来的人。一个流亡者的生活。或者是一个佛教托钵僧。或者是一个现代人。世界上的流亡者，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来不曾离开过家的。’ “‘那听上去倒不坏，’海伦说，‘比资产阶级的停滞状态要好一些。’ “我点点头。‘可是，那也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但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幸亏咱们都缺乏想象力。要不，那么多的人就不会自愿上前线去打仗啦。’ “‘什么事情都比停滞状态好。’海伦说着，把她的一杯酒喝干了。 “我望着她喝酒。她是多么年轻啊，我想，多么年轻又是多么缺乏经验，多么目中无人又是多么可爱，多么危险又是多么愚蠢。她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还不知道资产阶级的停滞状态是一种道德状态，与身在何地无关。 “‘你想回到从前那种停滞状态里去吗？’她问。 “‘我想我也回不去了。我的祖国使我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个世界主义者。我现在是没法改变的了。再也不可能回去啦。’ “‘即使只对一个人改变也不可能吗？’ “‘即使只对一个人改变也不可能，’我说，‘连地球都在转动咧。它是来自太阳上的一个流亡者。你是怎么也不可能回去的了。试也没有用，你总是要失败的。’ “‘为了这个，感谢上帝。’海伦向我举起酒杯。‘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要回来过吗？’ “‘常常想，’我说，‘我从来不照我的那些理论去做。这才使它们那么招人喜爱。’ “海伦笑了。‘你又说了这么一大堆胡话。’ “‘当然。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用来掩盖另外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那些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东西。’ “‘是那些只会在夜里出现的东西吗？’ “我没有回答。我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时间的风一直在我耳朵里呼啸。这会儿，它却停止吹拂了。我仿佛觉得自己从一架飞机转到了一个气球上。我仍然在天空中飘浮，可是再也听不到一点引擎的响声了。 “‘现在你用的是什么名字？’海伦问道。 “‘约瑟夫·施瓦茨。’她沉思了一会儿。 “‘这样说，我是施瓦茨太太了？’ “我不笑都不行了。‘不是，海伦。那不过是一个名字。把这个名字传给我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是从别人那里承袭这个名字的。我是第三代。这个久已死去的约瑟夫·施瓦茨，跟那个流浪的犹太人[34]一样，在我身上继续活下去。完全是个陌路人，可又是我精神上的祖先。’ “‘你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用了另外一个名字，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的，’我说，‘因为跟它配在一起的还有一张纸，一张护照。’ “‘哪怕是假的也行吗？’ “我笑了起来。这简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问题。一张护照的真假，是由检查它的警察来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写一篇富于哲理性的寓言，’我说，‘它不妨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开头：名字是什么？是偶然的事件，还是身份的证明。’ “‘名字就是一个名字呗，’海伦执拗地说，‘我要捍卫我的名字。这是你的名字。现在你出现了，却在什么地方捡来了另一个名字。’ “‘那是一件礼物，’我说，‘在我看来，那是世界上一件最最珍贵的礼物。我很高兴用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仁慈人道。如果有朝一日我感到绝望，它会使我想起，仁慈还没有灭绝。你的名字会使你想起什么呢？想起那具有狐狸、豺狼和孔雀的精神特质的普鲁士兵士和猎人的家庭。’ “‘我不是指我的娘家姓，’海伦说道，在她脚趾上平衡着一只拖鞋，‘我仍然用你的姓氏。原来的那一个，施瓦茨先生。’ “我旋开了第二瓶酒的塞子。‘有人告诉我，印度尼西亚有个经常改变名字的习俗。要是你对自己的个性厌烦了，你就改变一下，取个新的名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倒是个好主意！’ “‘那你已经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吗？’ “‘就在今天。’我说。 “她让那只拖鞋落到了地板上。‘人们不是会把什么东西带进新的生活里去吗？’ “‘回声。’我说。 “‘不是回忆？’ “‘回声就是那个东西。一种不再使你感到痛心、感到羞惭的回忆。’ “‘就像是看电影吗？’海伦问道。 “她那副神气，倒像随时要把她的酒杯摔到我的脸上似的。我把酒杯从她手里拿过来，从第二瓶酒里斟了一点酒。‘这一瓶是什么酒？’我问。 “‘赖因哈茨豪森城堡。一种有名的莱茵河葡萄酒。酿这种酒的葡萄完全成熟，发酵完全，不是勾兑出来的。也不像有些别的东西那样用假货来骗人。’ “‘不像一个流亡者吗？’我说。 “‘不像一条变色龙，也不像一个逃避责任的人。’ “‘我的上帝，海伦！我听到的难道是资产阶级体面人士的声音？你不是想摆脱停滞状态吗？’ “‘你叫我尽说些违心的话，’她悻悻地答道，‘我们在谈些什么啊？这样谈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夜！我们干吗不要么亲吻，要么彼此怨恨呢？’ “‘我们正是在这样做嘛。’ “‘没完没了的对话！你到哪儿去找来的这么许多话？我们坐在这儿说啊说的，这样就对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这么多的话，你都是到哪儿去找来的？你一直都是谈得这么多的吗？你一直都有这么多的同伴跟你谈吗？’ “‘不，’我说，‘很少。正因为是这样，现在，话语才滔滔不绝地从我嘴里冒出来，正像苹果从篮子里滚出来一样。我自己恰恰也和你一样惊奇咧。’ “‘这话是真的吗？’ “‘是真的，海伦，’我说，‘这话是真的。你难道不明白它的意思吗？’ “‘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更简单一些？’ “我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害怕直接的说明，也害怕积累起来成为这种说明的话语。你也许不相信我，可是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再说，我还害怕那种在某处街头偷偷溜动着的无名的恐惧，这种恐惧我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谈，因为有一种愚蠢的迷信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注意它，就不会有危险。我们之所以这样子谈话，原因就在这里。当我们这样谈话的时候，时间仿佛暂时停住不动了——好像在一张被撕裂的胶片里那样。一切都静止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对我来说，这些话太深奥了。’ “‘对我来说也一样。我跟你一起在这儿，你还活着，我也没有被抓走，这样难道还不够吗？’ “‘你回来难道就是为的这个吗？’ “我没有回答。她坐在那儿，活像一个小小的亚马孙女战士[35]，光着身子，擎着一杯酒，追问着，毫不退让，既机智又勇敢，我才明白，在我们从前的生活中，我简直对她一点也不了解。我不知道她过去跟我在一块儿生活时是怎么忍受下来的。这好比我豢养过一只供玩赏的动物，一只可爱的羔羊——或者，我以为是这样——而我也把它当作一只羔羊来对待，又好比我钟爱的那只动物原来是一头幼小的美洲狮，它对什么蓝色的缎带和柔软的刷子都不感兴趣，而对伸过去抚摩它的手却完全能够咬上一口。 “我处境很危险。你也想象得到，这第一夜我表现得并不好。我的失败是突出的，凄惨的。我也料到会这样，说不定正因为已经料到，事情才这样发生。真实的情况是，我房事无能，可是幸亏我早已料到，所以没有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会发生的那样拼命地蛮干。固然，可以对此表现得超然一点，说什么只有马夫才会不被那样的事影响。女人们说不定甚至会装作能够谅解，而且报以使人难堪的母爱，可是不管你怎么样看待，它总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而且你越是认真对待，它越是变得可笑。 “因为我一点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进行解释，海伦便感到心烦，因为她心烦，就对我进行非难。她不能了解我为什么没有向她求欢，她觉得生气。我本来应该干脆把真情实况告诉她，可是我又不得不让自己比先前更加镇静一点。在这类事情上，有两种不同的真话，一种是你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另一种是策略性的真话，这样，你就不用冒任何的危险。我从过去五年的经历中懂得，如果你伸出脖子，那么中了枪弹你也不用惊奇。 “‘在我这种处境的人往往迷信，’我跟海伦说，‘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说话或是行动都很直截了当，那么往往会发生相反的结果。这样就使他们非常谨慎。说话也是这样。’ “‘毫无意义！’ “我笑了起来。‘好久以前，我就已经放弃尝试，不去寻找各种事情的意义了。要不是这样，我会变得像一个味道苦涩的野柠檬。’ “‘我希望你别这么迷信。’ “‘让我来告诉你，海伦，我迷信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十分镇静地说，‘我当真地相信，如果我告诉你我是非常非常爱你，那么过一分钟，我就会听到盖世太保在使劲地敲门了。’ “有那么一会儿，她一动也不动，仿佛一只听到了不平常的响声的动物。随后，她慢慢地朝我转过脸来。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改变了。‘确实是这个理由吗？’她温柔地问。 “‘那是唯一的理由，’我答道，‘当我刚刚从一个全然的地狱来到一个危险的天堂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我的思想仍然保持正常呢？’ “‘我常常试着想象，万一你回来，会是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她说，‘现实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很小心，不去问她是哪个方面不一样。人们往往在爱情问题上提出太多的问题，有朝一日，你真正想知道答案的时候，爱情却就要溜走了。‘情况总是不会一样的，’我说，‘谢天谢地。’ “她微微笑了笑。‘从来不会是不一样的，约瑟夫。不过看起来仿佛是那样罢了。还有酒吗？’ “她在床上绕了个圈儿，好像一个舞蹈演员，把她的酒杯搁在她身边的地板上，随后伸出手来。她被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阳光晒黑了，光着身子无忧无虑——如同一个知道自己很吸引人而且人家也常常跟她这么说的女人那样。 “‘我什么时候得离开这里呢？’我问。 “‘那女佣人明天不会到这里来。’ “‘后天呢？’ “海伦点点头。‘事情很简单。今天是星期六。我叫她周末不要来。那么星期一中午以前，她是不会回来的。她有个情人。一个有老婆和两个孩子的警察。’ “她从半闭着的眼睑底下觑着我。‘她觉得很高兴呢。’外面传来唱歌声和行军的脚步声。‘那是什么？’我问。 “‘兵士或者是希特勒青年团员。在德国，常常有人在齐步行进的。’ “我站起身来，从窗帘里往外张望。那是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这倒是不可思议，’我说，‘你居然没有承袭你家的门风啊。’ “‘那一定是我的法国祖母的关系，’海伦说，‘他们把她视作一个秘密，好像她是个犹太人似的。’ “她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蓦然间，她完全松懈下来了，好像我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星期，没有一点外来的危险需要害怕似的。到这时为止，我们两个人都尽力不谈什么危险。而海伦也一点没有问起我的流亡生活。我没有意识到她已经看透了我，而且早已下定决心了。 “‘你不想再睡一会儿了吗？’她问。 “那时是一点钟。我躺了下来。‘我们能不能让一盏灯开着？’我问。‘那样我会睡得好些。我对于德国的漆黑一片还没习惯咧。’ “她急速地瞥了我一眼。‘如果你需要，不妨把所有的灯都开着，我最亲爱的。’我们躺着，挨得很紧。我已经不大记得，从前我们是夜夜都一起睡在这张床上的。现在，它仿佛是个苍白的阴影，是褪了色的回忆。海伦跟我在一起，可是情况不一样了，有种陌生的、新鲜的亲密之感。我只认出她身上那些莫名的东西，她的呼吸，她头发的气味，但是最最突出的还是她的皮肤的香泽，这一切，虽然我已失去很久，至今还没有完全回到我身边，但还是和从前一样，而且比头脑还要聪慧。在你所爱之人的皮肤里，有着何等的舒适啊！跟会说出谎言的嘴巴相比，它不知要聪明多少倍咧！那天夜里，我躺在那儿，醒着，把海伦搂在怀里，看见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灯光和卧室，到最后我也不再向我自己提问了。海伦又一次醒过来。‘你在法国搞了很多女人吗？’她嘟嘟囔囔地说着，连眼睛也没睁开来。 “‘只在必要时，’我答道，‘可是没有一个像你的。’ “她叹了口气，试着想翻个身，可是睡神首先压住了她，她又沉沉入梦了。慢慢地，睡神也战胜了我，只是我没有做梦。快近早晨时，我醒了过来，我们中间的一切屏障都消除了。我向她伸出手去，她也乐意地向我拢近过来。我们俩沉沉睡去，仿佛落进了一团光辉灿烂的云雾里，再也没有那一片漆黑了。” 6 “早晨，我打了个电话给明斯特的那家旅馆，我有个手提箱还放在那里，我说明我在奥斯纳布吕克过夜了，可是那天夜里我会回去的，要他们把房间替我保留着。那是一个预防措施，我不愿意让人家怀疑我企图赖掉旅馆的账而去告发，让警察来守着抓住我。有个满不在乎的嗓音回答我说，行，当然可以，他们会把房间给我保留的。我问他有没有寄给我的信。没有，一封信也没有。 “我把电话挂断了。海伦站在我背后。‘信？’她说。‘你指望哪一个人会写信给你啊？’ “‘一个也不会有。我这样说，不过是为了避免嫌疑。凡是等着邮件的人，不知怎么，一般都不会被人误认为骗子。’ “‘你是个骗子吗？’ “‘不得已时才为之。但这么做很好笑。’ “她笑了起来。‘今天夜里，你打算回明斯特去吗？’ “‘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你那个女佣人明天就要回来。在奥斯纳布吕克住太冒险了。我的胡子还不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你不能住在马顿斯那儿吗？’ “‘他主动让我在夜里睡沙发过夜，但白天就不行了。最好还是去明斯特，海伦。在明斯特，不太可能有人会认出我。而且到那里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你会在明斯特待多久？’ “‘没到那儿之前我是不会知道的。到时候，你会发展一种可以觉察危险的第六感。’ “‘你在这儿也觉察到危险吗？’ “‘是的，’我说，‘从今天早晨起。昨天我还没有。’ “她蹙皱了眉头。‘当然，你不应当出去。’她说。 “‘天黑以前我不出去。到时候，我直接去车站。’ “海伦没有说什么。‘一切都会很顺利，’我说，‘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学会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生活，但是也没有完全忘记还有明天。’ “‘是吗？’海伦问。‘那倒挺方便！’她说话的语气，跟昨天晚上一样，稍微带着几分厌烦。 “‘不光是方便，’我说，‘是非这样不可。可是尽管如此，我还不时地会忘记一些事情。我应该从明斯特带一把剃刀来。到了晚上，我会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根据流亡者手册，这是首先必须避免的。’ “‘在浴室里有一把剃刀，’海伦说，‘是你五年前留下的。你还可以找到衬衫和内衣，你从前的西服都还挂在壁橱里。’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是我五年前带着另一个女人走了而现在独自一个人回来，准备拿了我的东西再走。我没试着去把事情讲清楚，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她只会惊奇地瞅着我，说她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不过要是我这么想的话……我们会陷入无谓的争执。说也奇怪，仅仅为了避免这种局面，我们能把事情搞得多么错综复杂啊！ “我走进了浴室。看到我从前的衣服，这除了让我知道自己瘦了许多以外，没起一点其他的作用。找到干净的内衣，我很高兴，我还打定主意在我离开的时候带几套走。我没有感到一丝伤感。好久以前，我就决定不要把流亡想作是一种不幸，而是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自我发展需要的无烟的战争。这个决定，不时地被证明是有益的。 “这一天在充满情触的薄暮中过去了。我那即将来临的分离，使我们两个人都有点郁郁不乐，不过对这一类事情，我比海伦更为习惯。我的经验已经使我对此有所准备，可是对海伦来说，一想到我正准备离开，她几乎像受到了一种人身侮辱似的。她还没有从我回来引起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她那自尊心受的创伤还没来得及愈合，我却又要离开她了。昨夜记忆还未散去，感情的浪潮已经退去，露出淹在水里的一片片残骸，那些仿佛增大了无数倍的零星什物。我们一直非常小心，不要触碰那敏感的部位。相互的习惯，我们都已经忘却了。我本来想单独一个人待这么一小时，以便镇定心神。可是当我意识到这一小时就意味着我跟海伦待在一起的剩余时间的十二分之一，我就把这个念头放弃了。从前，在和平的年月，我偶尔会自得其乐地这样设想，如果我知道只有一个月好活，我将干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得出过任何明确的结论。出于一种古怪的矛盾，不管我认为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同时又总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干的事情。现在也是这样。我不是抓住这一天，不是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这一天，不是像我久已渴望的那样用我每一根纤维去触摸海伦，却战战兢兢地走来走去，仿佛我是用玻璃做成的一般。她似乎也有同样的忧虑。我们在忍受，我们都成了锐利的刀锋，只有当日光开始暗淡的时候，我们担心彼此失散的恐惧才强烈到又使我们相互热恋起来了。七点钟，门铃响了。我惊跳起来。对我来说，门铃声就意味着警察。‘这会是谁呢？’我喃喃地自语着。 “‘咱们静静地等等吧，’海伦说，‘一定是哪一个朋友。要是我不应声，他自然会走掉的。’ “门铃又响了。接着，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快到卧房里去！’海伦悄悄地说道。 “‘那是谁？’ “‘我不知道。快到卧房里去。我会叫他走的。如果他继续这样乱敲下去，邻居也要被惊醒了。’ “她把我推开了。我急匆匆向四周扫了一眼，看清楚我的东西确实没有一样放在外面了。随后我走进了卧房。我听到海伦在问：‘是谁？’然后，有一个男人的嗓音在回答。接着，海伦说：‘啊，是你吗？出了什么事啦？’我把房门拉上了。这套公寓房间通过厨房还有一个出口，可是我走不到那里。我会被人看见。我只能做一件事：躲进一间砌就在墙里的壁橱里，海伦的衣服就放在那里。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壁橱，而只是一处墙凹，外边装着一扇门。里面的空气很充足。 “我听见那个男人跟海伦一起走进起居室。我听得出他的嗓音。那是她的弟弟格奥尔格，把我关进集中营去的那个家伙。 “我望着海伦的梳妆台。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是一把装着玉质手柄的裁纸刀。此外，我一样东西也没看见。我不假思索，就把那把刀塞进了口袋，随后又回到壁橱里。万一他发现了我，我就得进行自卫。别无他法。我会试着将他杀死，然后逃走。 “‘电话吗？’我听到海伦说道。‘我什么声音也没听见。我睡熟了。出了什么事吗？’ “危险临头的时刻，你会觉得心里又热又干，仿佛一个最最微小的火星也会使你燃烧起来。你会思考时快得简直好像你具备了未卜先知的能力。甚至在我听到格奥尔格的回答以前，我就觉察到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到来。 “‘我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他说，‘没有人来接。连女佣人也没来。我们以为出了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没把电话机开着？’ “‘我睡着了，’海伦镇静地说，‘所以我把电话机关掉了。我本来头痛，现在还没好。你把我给惊醒了。’ “‘头痛？’ “‘是的，比以前更厉害了。我吃了两片药。我只好用睡眠来消除痛楚了。’ “‘是安眠药吗？’ “‘不，是治头痛的药。我现在只想请你出去，格奥尔格。我要用睡眠来消除痛楚。’ “‘吃药才可笑咧，’格奥尔格说，‘把衣服穿好，出去散一散步。外面可美了。新鲜空气比药好用。’ “‘可是我早已把药吃下去了。我得用睡眠来消除痛楚啦。我一点也不想到处跑。’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格奥尔格打算回头再来找海伦出去，可是她叫他不要来。他问她家里吃的东西够不够。够的，吃的东西她有的是。那个女佣人到哪里去了？她下午放假了，等会儿她要回来烧晚饭的。 “‘这样说，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格奥尔格说。 “‘难道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吗？’ “‘哦，我只是想……有时候，人们会担心……即使没有必要。说到底……’ “‘说到底什么？’海伦凌厉地问。 “‘哦，从前……’ “‘什么从前？’ “‘好吧，’格奥尔格说，‘何必谈这个呢？如果一切都正常，那就再好也没有了。不过，说到底，我毕竟是你的弟弟。我担心，那也是挺自然的……’ “‘对。’ “‘对？’ “‘你是我弟弟嘛。’ “‘但愿你能真正明白这一点。我都是为你好！’ “‘好了好了，’海伦不耐烦地说，‘你都说过了。’ “‘你今天是怎么搞的？怎么有些反常？’ “‘什么？’ “‘我是说，你得理智些。我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 “‘重蹈什么覆辙！我在头痛，就是这么回事。我可不喜欢被人查问。’ “‘谁也没有在查问你。我不过是关心你罢了。’ “‘没有什么事要你关心的。我很好。’ “‘你总是这么说。那么……’ “‘我没有总是这么说。’海伦说这句时有些粗暴。 “‘好好，你没有这么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看过医生了？’ “‘看了。’她等了半晌才回答。 “‘他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有说。’ “‘可是他总该说些什么的。’ “‘他说，我应当休息，’海伦气呼呼地说，‘他说当我疲累和头痛的时候，就应当睡觉，不要争论，也用不着追问瞌睡跟我作为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同志和光荣的千年帝国的公民的义务是不是矛盾。’ “‘他说了这些？’ “‘不，他没有这么说，’海伦大声地回答，‘是我加进去的。他只是关照我，没有必要可不要情绪激动。他没有犯过法，用不着把他关进集中营。他是一个真诚拥护政府的人。你满意了吗？’ “格奥尔格在嘟囔着什么。我估摸他正要准备走了，自从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意外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就把门关上了，只留着很窄的一条缝。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走进卧室。我从门缝里看见他的身影，听到他走进浴室的脚步声。我好像觉察到海伦也进来了，可是我并没有看见她。我把门完全关上了，站在黑暗里，四周尽是海伦的衣服。那把裁纸刀被我抓紧在拳头里。 “我知道格奥尔格并没有发现我，我也知道他很可能会从浴室回到起居室，随后便离开。尽管这样，我的喉咙还是绷得紧紧的，汗水还是在我胳肢窝里顺着腰间往下流。对未知的事物的恐惧，跟对你已经知道的事物的恐惧不一样。未知的事物也许是危险的，但它是模糊的。你可以用纪律或者甚至用巧计来抑制你的恐惧。可是当你明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情况的时候，纪律也好，心理上的翻筋斗也好，就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在他们把我关进集中营之前，我经历过第一种恐惧。眼下，我感觉到第二种恐惧，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再一次被关进集中营，等待着我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遭遇。 “说也奇怪，自从我越过边境以来，对这件事情我一直都不曾想过。我一直不愿意去想它。想到这个，会使我趑趄不前，而我是不愿意趑趄不前的。再说，我们的记忆往往会证明许多事情是假的，从而帮助我们生存下去。它会掩盖我们往事中间那些无法忍受的部分。你是不是懂得我的意思了？” “是的，我懂得，”我答道，“可是，它们并不是真正被遗忘了，而只是蛰伏在那儿。稍一动弹，就会使它们复活过来。” 施瓦茨点了点头。“我站在壁橱那漆黑、散发着香味的角落里。衣服压在我身上，仿佛是些巨大蝙蝠的柔软的翅膀。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差不多连气也不敢喘，生怕那绸衣服会窸窸窣窣地响起来，又生怕我会咳嗽或者打喷嚏。恐惧像是一股黑色的气体，从壁橱的地板上升腾起来。我想它会让我窒息。我在集中营里的经历比这更糟。我遭受过惯常会有的虐待，但是随后我被释放了，记忆终于也就消退了。可是现在，它又在我面前统统复活过来了。我亲眼目睹的，别人遭受的，我自己听见的，或者从种种迹象中猜到的——我实在无法理解，我怎么会疯到这个地步，竟然离开那些幸福的国家，我在那里为着争取生存而受到的惩罚仅仅是拘留或者被驱逐出境。这样的国家，依我现在看来，真正是人类的天堂啊！ “我听到格奥尔格在浴室里。墙壁很薄，而格奥尔格又是地地道道的优秀人种的一分子，做起事来自然不需要轻手轻脚。他猛地把马桶盖子打开，颇为自信地撒起尿来了。这本来可以给我些许安慰。这说明他没有注意到什么，他一点没有怀疑，可是后来，也真够奇怪，我忽然觉得这是最最糟糕的一种屈辱：竟然在他小便的时候要我听他撒尿的响声，即使这也叫我想起有关窃贼的故事，说是他们在离开盗窃现场以前总要在那儿拉屎撒尿，以显示他们的轻蔑，或者出于他们的羞愧，因为这种生理上的冲动最初是由他们的恐惧刺激出来的。 “我听到马桶在冲水，又听到格奥尔格胜利地大踏步走出浴室，穿过卧房。随后传来门厅大门那闷声瓮气的关合声，壁橱的门被拉开了。我看见一片亮光和亮光中海伦那黑乎乎的轮廓。‘他走了。’她轻轻地说。 “我走了出来，活像穿着女人衣服被人家撞见的阿基里斯[36]。从恐惧变为一种滑稽和窘迫的感觉，其速度之快，竟使这两种感觉融为一体了。这样的融合，对我来说也并不新鲜。不过，那条扼住你喉咙的胳膊，意味着驱逐你出境还是叫你死亡，却是有所不同的。 “‘你非得马上离开不可。’海伦说。 “我瞅着她。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期望在她脸上看到一种近乎轻蔑的表情。也许那是因为，在危险刚刚过去的一刹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屈辱难当，除了跟海伦在一起以外，我跟任何什么人在一起都不会有这种感受。 “她脸上除了一眼就看得见的恐惧，什么表情也没有。‘你非得离开不可，’她又说了一遍，‘你到这儿来，简直是疯了！’ “尽管我在片刻之前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可我还是摇了摇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说，‘一小时过后才更危险。他说不定就在附近散步。他还会回来吗？’ “‘我想是不会的。他一点也没有怀疑。’ “海伦走进起居室，关了灯，拉开了窗帘，往外凝望着。卧室里的灯光，在地板上投下一个金黄色的锥形。就在这道光芒外面，她站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瞭望着，仿佛在搜寻猎物似的。‘你不能步行到车站去，’她咕咕哝哝地说道，‘有人会认出你的。可是你非得离开城里不可。我去把埃拉的汽车借来，送你到明斯特去。我们怎么这么傻啊！你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我看见她站在窗子前面，跟我只差几步远，可是即使这点儿距离也是一种分隔，我感到一阵痛苦。她自己似乎也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又得分离了。在白天一直触手可及的一切障碍统统都消失了。现在，她亲眼看到了危险，而且这把所有其他的想法都赶跑了。她满怀着恐惧和爱恋，而在这同一瞬间，又被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压倒了。我们将不得不分离。这一点，我也跟她一样看得很清楚，没法回避，也没法装作视而不见，而我那难以忍受的悲痛又化为一种同样无法承受的欲念。我要搂住她——我向她伸出手去，我需要她，我要再一次占有她！‘现在不成！’她喃喃地嘟囔着。‘我非得去找埃拉！现在不成。我们得……’ “什么都别管了，我想。我还有一小时，之后，世界就要垮掉了。这一点，为什么我早先没有意识到呢？我是有所感觉的，但是又为什么要在我自己和我的感情之间筑起一道玻璃墙来呢？如果说我回来是桩傻事的话，那么这比那更傻。我必须从海伦这里得到什么东西，带到我即将返回的那种灰暗的空虚中去，那东西不止是一种对谨慎小心、偏离正道的行为的回忆，也不止是一种睡觉与睡觉之间的肉体结合。我一定要占有她，神志清醒地，连同她所有的感觉，她的心灵，她的眼睛，她的思想，完全彻底地，不是只像一头在黑夜和清晨之间生存的野兽。 “她拒绝着。她悄悄地说，格奥尔格说不定会回来，而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这样相信。我因为经常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事情一过去，瞬息间我就能把它忘记——现在我只需要一件事情：在这间弥漫着海伦的香水和衣服的气味，还有眠床和暮色的房间里，用我所有的一切去占有她，如果还有一桩事情使我痛苦，能把这种单调阴沉的失落感刺破的话，那就是意识到人体机能不让我更加充分、更加深沉地占有她。只要我能够如同一条毯子那样铺在她上面，只要我能够长出一千只手和嘴，只要我能够把她放在一个完好的凹面模子里，皮肤紧贴着皮肤，不留一点儿空隙就好了——可是，即使到那个时候，也会有最后一点遗憾，因为那不过是皮肤贴着皮肤，而不是血液溶进血液：我们可以在一起，可是却永远不能连为一体。” 7 我一直听着施瓦茨在讲着，没有打断他。他在对我讲着，可是我知道，对他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堵偶尔会发出一点回声的墙。那也正是我对自己的看法。要不，我也不会毫无难色地听着他，而且我还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可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在它们长眠于记忆的静寂沙土里以前，他希望它们再一次复活过来。我是一个陌生人，这一夜跟他萍水相逢，所以他才那么毫无保留地和我做伴。他同我相识，裹着施瓦茨这个古怪的、已经死去的姓氏的匿名的伪装，一旦他把这副伪装抛掉，他也就把他个人的存在抛掉了而消失在不知名的人群中，这些人正在朝着最后边界的那扇黑门移动，那里不需要交验证件，那里也不会有人被赶回来。 侍者告诉我们，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一位德国外交官来了。他还指给我们看。希特勒的这个使者坐在离我们有五张桌子远的地方，有三个人跟他在一起，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那两位女士身体都相当健壮。她们穿着绸制的衣服，颜色都是蓝的，只是深浅不同，很不协调。那个德国外交官背朝着我们。我觉得那样倒很恰当，很合适，也叫人放心。 “我想这可能会引起你们两位先生的兴趣，”侍者说道，“因为我听到你们讲的是德语。” 无意之间，施瓦茨和我交换了一下流亡者的眼色——让人觉察不到地抬了抬眼睑，随后是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好像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关心的了。流亡者的眼色不同于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的眼色——向四面八方谨慎小心地凝望，随后是急匆匆交头接耳地絮语——可是这两种眼色都跟无数的施瓦茨从德国被迫移居和俄罗斯的人口大迁移一样，是二十世纪文明的一部分。一百年后，当一切苦痛的呼声完全沉寂的时候，一个明智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所有这种种悲愁为进步起到了酵母的作用。 施瓦茨抬起头来向侍者望了一眼，丝毫没有感兴趣的表示。“我们知道他是谁，”他说，“给我们再拿点儿酒来……海伦，”他照样平心静气地往下说道，“出去借她朋友的汽车。我一个人等在公寓里。夜幕已经降下，窗户还开着。我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让这个屋子看起来像是没有人在家似的。要是有人来按门铃，我将不去理会。如果格奥尔格回来，必要时我可以从仆人使用的门出去。 “半个小时，我坐在窗子旁边，听着街上的响声。一种若有所失的强烈的感觉忽然向我袭来。那倒并不是痛苦的，更像是一片黝沉沉的阴影，慢慢地铺展开来，直到把整个大地完全陷入黑暗，把地平线都吞掉了。而在这种种凄凉孤寂之中，我仿佛看见一架天秤，一边是空虚的过去，另一边是空虚的未来，而海伦就在这两者之间，天秤的影子横落在她的肩头。那好像是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中途，下一个停站就会使这架天秤失去平衡，它会慢慢地侧向充满灰暗的未来的一边，从此再也不会回到平衡状态了。 “我被汽车的声音惊醒了。我看见海伦在街灯的光芒里走下汽车，进了公寓的大门，消失了。我穿过乌黑而死寂的房间，听到钥匙在门里的转动声。她很快就进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走啦，’她说，‘你非得回明斯特不可吗？’ “‘我把手提箱留在了那边。我是用施瓦茨这个名字登记的。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啊？’ “‘把账单付了，转到另一家旅馆去。’ “‘去哪儿？’ “‘是啊，去哪儿？’海伦思忖着。‘明斯特。’她最后说道。 “‘你说得对。还有什么地方呢？那是最近的去处了。’ “我已经把一个手提箱整理好，带几件迟早会有用的东西。我们决定，我最好不要在屋子门前上车，还是到希特勒广场那条街头再上车。海伦会拿着手提箱。 “没有人看见，我走到了那条街上。吹来一阵暖洋洋的风。树木在黑暗中簌簌作响。海伦在广场上赶上了我。‘上车，’她悄悄地说，‘赶快！’ “那是一辆密闭的敞篷汽车。海伦的脸被仪表盘上的灯光照亮了。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还是驾驶得谨慎一点为好，’她说，‘一桩事故就意味着警察——我们怕的就是这个。’ “我没有回答。这些事，流亡者是绝口不谈的。那会招来灾殃。海伦笑了，沿着城墙往前驶去。她十分紧张，好像这整个事情就是一次冒险行动似的。她不停地跟自己或者跟汽车说话。当她必须在一个交通警近旁把汽车刹住的时候，她便喃喃地念起祷词来。逢到碰上红灯，她还恳求道：‘赶快！开个绿灯！你在等什么啊？’ “她的轻率，真叫我莫名其妙。对我来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时刻。她做出的决定，我毫不知情。 “我们一出城，她就平静了下来。‘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明斯特？’她问。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只知道我不能待太久。傻瓜的幸运不会永远保持下去。警告来了，你感觉到你的时间到了。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明天。’我说。 “有一阵工夫，她没有言语。随后她问：‘你要着手进行的事，你是怎么样考虑的？’ “这事儿，我一个人坐在那黑洞洞的起居室里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搭乘火车到边境线上出示一下我的护照，那样太冒险了。他们完全有可能要我交验其他的证件，出境的签证啊，移民税的收据啊——这些证件我一样也没有。‘走我来时的那条路，’我说，‘经过奥地利。越过莱茵河进入瑞士。在夜里行动。’我朝海伦转过身去。‘咱们不要谈这个了，’我说，‘或者，尽可能少谈一点。’ “她点点头。‘我带来了一点钱。你会需要的。要是你偷越边境的话，你不妨把它随身带着。到了瑞士，能兑换吗？’ “‘能，可你自己不是也需要吗？’ “‘我不能放在身上。在边境上，我会被搜查的。允许带出境的马克很少。’ “我目瞪口呆地瞅着她。她在说些什么啊？那一定是她说溜了嘴了。‘有多少？’我问。 “海伦急速地看了我一眼。‘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少。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把它留存起来了。藏在了那个袋子里。’ “她朝一只小小的皮袋做了个手势。‘大部分都是一百马克的钞票。可是也有一捆是二十马克的，可以在德国使用，因此你用不着再去换大票了。拿上吧。反正都是你的钱。’ “‘党不是把我的存款都给没收了？’ “‘是的，可他们下手太晚了。我还来得及把这笔款子取出来。银行里有人帮了我的忙。我拿出来是为了要给你。我本来想汇出去，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 “‘我不给你写信，因为我估计你被监视着。我不愿意让他们也把你送进集中营去。’ “‘那不是唯一的理由。’海伦心平气和地说。 “‘不，也许不是。’ “我们开过了一个村庄，那里有着雪白的威斯特伐利亚式房子，茅草盖的屋顶，还有乌黑的木横梁。穿着制服的年轻人正在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从一家啤酒厅里传出来直叫直嚷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37]。 “‘战争就要爆发了，’海伦说道，‘你回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 “‘你怎么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 “‘格奥尔格说的。你回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 “既然我要离开这儿了，她干吗仍然那么渴望着要知道这个呢？我在纳闷。 “‘是的，海伦，’我说，‘那是一个理由。’ “‘你回来是要把我带走吗？’ “我直瞪瞪望着她。‘上帝啊，海伦，’我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别讲这样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那不是闹着玩的。何况，要是战争爆发了，那才可怕呐。德国人都会被关起来。’ “我们只能在一座铁路道口停住了。信号员的棚屋外面是个小花园，里边栽满了大丽花和玫瑰。门上的枝条迎风鸣响，如同竖琴的琴弦。别的汽车停在我们后面——一辆小型的欧宝汽车，坐着四个身材矮胖、脸相庄严的人；一辆绿色的敞篷双座汽车，里边是个老妇人；随后，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高级轿车，那外形简直跟灵车一模一样，悄没声息地开到我们侧边来了。那司机穿着一套党卫队的黑制服，后车座里坐着两个脸色苍白的党卫队军官。那汽车靠得我们那么近，我伸出手去就可以伸到他们的车厢里。火车开过来要很长时间。海伦一声不响地坐在我旁边。闪耀着铬合金的光辉，那辆梅赛德斯又稍稍往前开了一点，直到车头几乎碰着了栅门。它看去确实像是一辆载着两具尸体的灵车，也好似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战争的象征：那黑色的制服，死尸般的脸，银色的死人头，黑色的汽车，还有那仿佛再也闻不到玫瑰花香、只能闻到常青树和腐烂东西气味的岑寂。 “火车如同生命本身一样呼啸着开了过去。那是一班特快车，有卧车，还有一节灯火辉煌的餐车。你连里头的雪白桌布都看得见。栅门一升上去，那辆梅赛德斯便抢在其他车辆的前面冲进黑暗，如同一支黑色的鱼雷，它仿佛把暗夜变得更黑，将树木变成了骨骸。 “‘我要跟你一块儿去。’海伦说道。 “‘什么？你说什么？’ “‘为什么不呢？’ “她把汽车刹住了。沉静像是无声的打击，落到了我们的身上，随后我们又听到黑夜的声音。‘为什么不呢？’海伦又重复了一遍。‘你想再一次把我抛下吗？’ “在仪表盘那蓝莹莹的光芒里，她看去跟那两个军官一样苍白——好像她也被那徘徊于六月之夜的死神打上了印记似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我心灵深处真正害怕的是什么：战争会降临在我们中间，但等战争一过，我们将再也找不到彼此了，因为即使怀着最伟大的乐观主义，你也不可能在一次毁灭一切的地震之后，希冀个人有多好的运气。 “‘如果你回来不是为了把我带走，那你回来就是个罪过。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海伦突然火冒三丈地说道。 “‘明白。’我答道。 “‘那么，你这样逃避有什么用？’ “‘我并没有逃避啊。可是你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就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回来？不要跟我撒谎。难道你回来再一次向我道别吗？’ “‘不。’ “‘那你又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待在这儿自杀吗？’ “我摇了摇头。我知道她能够理解的回答只有一个，眼下容许做出的回答也只有一个，即使整个事情还是一场梦。‘我回来就是要把你带走嘛。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她的神情改变了。她的怒气消失了。她显得十分美丽。‘哦，’她嘟嘟囔囔地说着，‘可是你得跟我说啊。这一点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我鼓起勇气。‘我要告诉你一百次，海伦。我每时每刻都想告诉你——这是天底下我最最爱做的一件事，即使那是不可能的。’ “‘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可能。我有护照啊。’ “我半晌没有吱声。这句话仿佛闪电一样打在我那慌忙错乱的思想上。‘你有护照？出国能用吗？’ “海伦把手提包打开，掏出她的护照。她不但有护照，而且还把护照随身带着。我瞧着它，好比人们瞧着圣杯[38]一般。有效的护照正是这个东西。它既是一个宣言，又是一种权利。‘你是在什么时候弄到的？’我问。 “‘我是在两年之前弄到的，’她说，‘还有三年有效期。这护照我已经用过三次，一次是到奥地利去，那时它还是独立的，还有两次是到瑞士去旅行。’ “我把护照翻了一通。我必须镇定一下自己的心神。随后，现实沉落了。我手里的这张纸是一份护照。海伦离开德国，再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了。‘简单极了，是不是？’她说道，一面瞅着我。 “我傻里傻气地点了点头。‘你搭上火车就能走了。’我又看了一眼那护照。‘可你没有法国签证。’ “‘到了苏黎世，他们就会给我的。到瑞士去不需要签证。’ “‘那倒没错。可是你家里的人会怎样？他们会让你走吗？’ “‘我不愿意问他们。而且，我什么也不愿意告诉他们。我只说我非得到苏黎世去看医生不可。以前我也都是这样说的。’ “‘你生病了？’ “‘当然没有，’海伦说，‘我说有病是为了要弄到一张护照，可以离开这儿。我快要憋死了。’ “我记得格奥尔格曾经问过她，有没有去看过医生。‘你可以肯定，你没有病吗？’我又问了她一遍。 “‘别傻了。可是，我家里的人总以为我有病。我就让他们这样相信了，是我可以得到安宁的唯一办法。而且也可以离开这个国家。马顿斯帮了我的忙。要使一个百分之百的德国人相信瑞士的有些专家说不定会比柏林的权威懂得更多，着实要花点工夫咧。’海伦笑了起来。‘不要那么惊吓过度。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不会在深更半夜躲避那些边防巡逻兵。我可以说我非要到苏黎世去找我的医生不可，我干脆搭乘火车，跟我前两回一样。如果你也在那儿，那么我们干吗不能见面呢？这样听起来不是更好吗？’ “‘是的，’我说，‘不过我们还是把汽车往前开过去。情况开始变得如此美妙，都使我禁不住料想会有整整一队的党卫队员从林子里突然出现。我从来不敢想象，事情会有那么简单。’ “‘亲爱的，’海伦十分温柔地说，‘事情看上去简单，因为我们处在绝境中。这是一种奇特的补偿方式。我在寻思，事情是不是一直都这样。’ “‘我希望我们用不着非把这个答案给找出来不可。’ “我们离开那满是尘土的小道，回到了公路上。‘我很顺利，’海伦说，她一点也没有什么绝望的表情，‘我完全准备照现在这个样子生活下去。’ “她跟我一起到了旅馆里。我很惊奇，她这么快就适应了我的生存环境。‘我同你一起到门廊里去，’她说，‘一个单身男人往往更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 “‘你学得很快。’ “她摇了摇头。‘这我好久以前就已经学会了。就在“全民调查”之后，人们告发他们的左邻右舍的时候。好比有人把一块大石头搬了起来——所有的毒虫都急急忙忙跑出来了。到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许多大话，把他们的卑鄙和庸俗说得好像是另外一回事儿似的。’ “旅馆管理员把我的房门钥匙交给了我，我走进自己的房间里。海伦在门厅里等着。 “我的手提箱放在门口旁边的架子上。我朝这个没有什么特点的房间四下打量了一眼，试着回想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可是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躲藏在什么岸边，为了只怕不能越过河去而感到绝望了。我已经登上一条木筏——而且还不是孤单单只有我一个人。 “我把随身带来的那个手提箱放好，赶快回到了下面的门厅里找到海伦。 “‘你还有多少时间？’我问海伦。 “‘今夜我还得去归还那辆汽车。’ “我瞅着她。我那么需要她，弄得自己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我直瞪瞪望着门厅里那些棕里带绿的椅子和后面搁着钥匙架和信箱的灯光晃亮的接待处，心里想到我不可能把海伦带进我的房间里去。‘我们不妨在一块儿吃顿饭，’我说，‘让我们装得好像明天要彼此见面似的。’ “‘不是明天，’海伦答道，‘是后天。’ “后天！在她看来，也许这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可在我看来，它跟‘永远不会’或者一张毫无中奖希望的彩票差不多是一样。我早已经历过太多的后天了，而结果证明，它们全跟我事先希望的不一样。 “‘后天，’我说，‘或者大后天。要看天气。现在，咱们且不要去想它吧。’ “‘我没有别的事好想啊。’海伦说。 “我们到了教堂地窖，一家按照德国哥特风格装潢的饭店，找到一张桌子，在那里我们谈话是不会被人家听到的。我要了一瓶酒，具体细节我们都安排停当了。海伦准备第二天就到苏黎世去。她在那儿等我。我跟来的时候一样，取道奥地利和莱茵河回瑞士，一到苏黎世我就打电话给她。 “‘万一你到不了那儿，该怎么办呢？’她问。 “‘在瑞士的监狱里，他们是准许写信的。等一个星期。到那时候你还接不到我的信，你就回来。’ “海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她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在德国牢房里，你是不能够写信的。‘边境守卫得很严吗？’她问。 “‘不，’我说，‘这你用不着担心。我既然进来了——为什么我不能够出去呢？’ “我们尽力不去理会这种离别的事，可就是不大能办到。它仿佛一根又大又黑的柱子，矗立在我们中间。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时不时绕过它相互望望各人受惊的脸。‘这倒有点像五年以前，’我说，‘不同的是，这一回咱们两个人都要走了。’ “海伦摇了摇头。‘小心点儿！’她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要小心点儿。我会等着的。不只等一个星期。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千万别冒险。’ “‘我会小心的。咱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如果你谈得太多，小心也会不起作用。’ “她把一只手搁在我的手上。‘我这才开始意识到你回来了。尽管这是你应该离去的时候。太晚了。’ “‘我也是一样，’我说，‘不过，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太晚啦，’她嘟嘟囔囔地说道，‘可现在，你又要离去了。’ “‘并不太晚，’我说，‘而且咱们一直是知道的。要不，我会回来吗，你会等着我吗？’ “‘我没有一直等着你。’她说。 “我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一直等着，可是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怎么也不能承认的。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都绝不遮掩，也毫无防备。要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随时回到这种时刻，到明斯特那闹嚷嚷的饭店里去汲取力量和信心。那将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往里头照一下，它将会给我们照出两个形象：一个是命运要我们显示的样子，另一个是命运已经把我们变成的样子。 “‘你现在该走啦，’我说，‘小心点儿。汽车不要开得太快。’ “我们站在两排古老的房子中间当风的街上。‘你得小心点儿，’她悄声说道，‘你更需要小心。’ “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随后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走到火车站去，买了一张前往慕尼黑的车票，还记下了行车的时刻。那天夜里有一班车，我决定就搭那一班车走。 “城里静悄悄的。我经过大教堂，在那里立定下来。在黑暗中，我只能辨认出广场上几幢古老的建筑物。我想起海伦，想到将要发生的事，可是我对未来的幻想，却跟大教堂那黑魆魆的正门高处的巨大窗户一样，既庞大，又模糊。我带她出去，是不是做对了，我暗自寻思，还是我们将会遭到不幸？我是轻举妄动地犯下了一个罪行，还是我仅仅接受了一份崭新的礼物？或者说不定两者兼而有之？ “旅馆附近，我听到轻轻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两个党卫队员从一所房子的门里出来，推着一个人，走到了街上。就着街灯的光芒，我看见那个人的脸。它又窄又黄，从一边嘴角上有一条黑乎乎的血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流。他头顶光秃，可是两边却长着一片黑发。他眼睛睁得很大，充满着几年来我不曾见到过的那种惶恐。什么声音他都没有发出。那两个党卫队员不耐烦地又是推他，又是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都是悄没声的。这整个场面有着一种压抑怪诞的气氛。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党卫队员都朝我恶狠狠地、挑战似的瞥了一眼，而那个被捕的人却用惊呆的眼神瞪了我一下，做了一个恳求救助的手势，他的嘴唇动了一动，可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这是一个跟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情景：权势的奴才，受害者，永远在场的第三者，不肯伸起一根手指去保护受害者的旁观者，他不肯试一试去解救他，因为他怕影响到自己的安全，而恰恰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安全往往会受到威胁。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为这个被捕的人做什么。那两个有武器的党卫队员，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我制服。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起过一个类似的情景。他看见一个党卫队员正在逮捕并殴打一个犹太人，他就上前去救助。他把那个党卫队员打得人事不省，并且关照那个受害者赶快逃跑。可是，被捕的犹太人却咒骂他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一下，他才真正完蛋了，因为这笔账也要算在他的头上。他一边抽泣，一边去拿水来把党卫队员浇醒了，为的是这个党卫队员可以送他一命归天。这个故事这会儿又回到了我心头，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惊慌恐惧和无能为力感到十二分的羞惭。我觉得当别人正在被杀害的时候，却想到我自己的利益，那是有罪的，也是渺小的。我走到旅馆里，把我的东西收拾好，坐了一辆出租车赶到火车站，虽然时间尚早。坐在候车室里，比起躲在我的旅馆房间里要危险得多，但是我就是要那么干。十足的孩子气，可是担这个风险也叫我稍稍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8 “我走了整整一夜和第二天一天，没遇到什么麻烦就到达了奥地利。报纸上尽是谴责、抗议和关于边境事件的一般报道——这些事件当然是由弱小的一方挑起来的——战争之前往往是这样。我看见火车上满载着军队，可是和我交谈的人，大多数都认为不会发生战争。他们料想会有一个新的《慕尼黑协定》。他们确信欧洲其他的国家都太软弱，太腐败，不敢冒险跟德国作战。这与法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人人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受威胁的一方往往比侵略者知道得更多，也知道得更早。 “我到了费尔德基希，在一家小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时是夏天，正是旅游季节，所以我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两只手提箱使我显得很有气派。我决定舍弃它们，以便轻装前进——背包将是最合适的装备。这一带多的是徒步旅行者。我预付了一星期的房钱。 “第二天我就出发了。在离边境不远的树林中的一片空旷地上，我一直躲到了半夜。我记得先是那些蚊虫扰得我心烦，后来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注视着一个水塘里的一条蓝色的蝾螈。一条有冠的蝾螈。它不时地冒出水面来吸一口气，我可以看见它那长有斑点、黄里带红的肚子。我心里在想，在它看来，世界仅止于这个水塘。对它来说，这个小小的水潭就是瑞士、德国、法国、非洲和横滨，全部合成为一体。它冲下去又冒起来，冲下去又冒起来，跟夏季的黄昏极为和谐。 “我睡了几个小时，做好了准备。我满怀信心。十分钟之后，有个海关警卫出现在我身旁，仿佛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般。‘站住！不准动！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准是在黑暗里已经潜伏了很久。我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清白的徒步旅行者，可是这一点也不起什么作用。‘你不妨到总部去跟他们这样讲吧。’他说着，扛起步枪，把我推在他的前面，走到离得最近的村子里。 “我给压垮了，惊呆了。不过，我那头脑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仍然是完全清醒的，我在考虑该怎么样逃跑。可是，逃跑是毫无可能的。这个警卫很精通他干的那一行。他走在我的后面，恰恰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要向他进行突然袭击是没有机会的，我跑不到五步准会被他开枪打死。 “到了海关哨所，他打开一间小小的屋子。‘进去。等在这儿。’ “‘等多久？’ “‘等到你被提审的时候。’ “‘你不能马上就提审吗？我根本什么也没有干。’ “‘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我倒不是担心，’我说着，把背包摘了下来，‘咱们开始吧。’ “‘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自会开始的。’警卫说道，他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得少见的牙齿。他的外貌，他的举止，都像一个猎人。‘明天早晨，值班的警官就要到这儿来。你不妨在那把椅子上打个瞌睡。也只有几小时工夫。希特勒万岁！’ “我在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番。窗子用木条钉着，门很坚实，而且从外面锁起来了。我可以听到墙的那一边有人在走来走去。逃跑是不可能的。我就坐下来等着。天气很阴沉。后来，天空变得灰蒙蒙的，接着逐渐转成蓝色，亮了起来。我听到人声，闻到咖啡的香味。门开了。我装作刚刚醒来，打着呵欠。一个海关警官走进来。他身材矮胖，脸色红润，看样子要比那个猎人来得随和。‘到底来了！’我说。‘在这个地方打瞌睡，可真是不舒服咧。’ “‘你在边境那儿干什么？’他问道，打开我的背包。‘想偷越出境吗？还是想走私？’ “‘你可曾听到过走私旧裤子的？’我问。‘或者衬衫，这也算违禁品？’ “‘也许没有。可是，你夜里在那儿干什么？’他把我的背包搁在一边。我突然想起身上带的钱。要是被他发现，那我就完蛋了。我默祷着，但愿他不要来搜我的身。 “‘我是在欣赏莱茵河的夜景，’我笑嘻嘻地说，‘我是一个徒步旅行者。那是非常富于浪漫色彩的。’ “‘你从哪里来的？’ “我把那个城市和住的那家旅馆告诉了他。‘今天早晨我原打算回去的，’我说，‘我的包都还在那儿咧。我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钱。一个走私的会这样干吗？’ “‘这个我们会去调查，’他说，‘过一小时，我再来找你。我们一起回去，看看你的包里搁的都是些什么。’ “路很远。那个胖警官一边推着他的自行车，一边抽着烟。他也像警犬一样警惕。我们终于到了。 “‘他来啦！’有人从旅馆窗子里嚷道。接着，老板娘冲出来，激动得满脸通红，活像甜菜根。‘天哪，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你整整一夜都到哪里去啦？’ “发现我的床上没有睡人，她当时以为我被谋杀了。很显然，有个盗匪在那一带作案。她便去报告了警察局。这会儿，那个警察跟着她走出屋子。他与那猎人属于同一种类型。‘我迷路了，’我说，尽量装得很镇静，‘又是那么可爱的一片夜色。从我童年时代起，这还是第一次露天宿夜。真是妙极了。我很抱歉，叫你们操心了。不幸的是，我走错了路，走得太靠近边界。是不是可以请你告诉这位海关长官，我是借住在这儿的？’ “那老板娘答应了我的请求。海关警官满意了，可是那个警察却竖起了一只耳朵。‘原来你是在边界那儿游荡，’他说，‘你有证件没有？你到底是谁？’ “霎时，我的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海伦的钱藏在我里边的口袋里。要是被发现，他们就会怀疑我想把这笔钱偷运到瑞士去，当场就可以把我抓起来。那可怎么办呢？ “我说出我的姓名，但没有拿出我的护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不需要交验护照的。‘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那个我们正在搜捕的盗匪呢？’那个看去像是猎人的警察问。 “我笑了起来。‘没有什么可笑的。’他气冲冲地说，便动手搜查我的包。 “我装成把这整个事情当作在开玩笑。可是，假如他们当真搜我的身，那么带那一大笔钱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打定主意，说是我想去附近置办点产业。 “那警察从我一只手提箱的旁边袋子里找出来一封信。我大为震惊，我记不起来会有这么一封信。那只手提箱是我从奥斯纳布吕克带出来的——我把以前的几件日常用品抛在里面，后来海伦把这只箱子放上了汽车。那警察打开信纸，念了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一点也想象不出那封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只希望里头不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警察咕哝了一下，抬起头来。‘你是叫约瑟夫·施瓦茨吗？’ “我点点头。‘你干吗不早说？’他问。 “‘我早说啦。’我答道，一面就试着透过信纸看那信笺上端印着的文字。 “‘这倒是事实，’海关警官说，‘他跟我们说过的。’ “‘那么这封信是跟你有关的了？’那警察问。 “我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会儿，随后把那封信递给我。我看了下信笺上端印着的字：民社党总部，奥斯纳布吕克。我慢慢地念下去：党员约瑟夫·施瓦茨外出执行重要秘密任务，奥斯纳布吕克当局要求有关人员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下面签着‘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是海伦的笔迹。 “我抓着那封信不放。‘原来你就是约瑟夫·施瓦茨先生？’警察的口气已经变得谦恭多了。 “我掏出护照，指指上面的姓名，随后又放回去。‘政府的秘密任务。’我说。 “‘原来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样，’我一脸严肃地说，把信塞进口袋，‘我希望你已经满意了。’ “‘当然。’那警察眯缝起一只浅蓝色的眼睛。‘我明白。监视边防嘛。’ “我举起一只手。‘我必须要求你千万不要透露一个字。这是机密。先前我没有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竟把它从我这里刺探出来了。你是党员吗？’ “‘当然是。’那警察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头发是红色的。我往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好样的！这有一点小意思，想送给你们两位。把你们麻烦够了，一起来痛饮一杯吧。’”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抹凄凉的微笑。“也真奇怪，蒙骗那些以怀疑为职业的人竟是这样的容易。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没有证件的时候可不曾有过，”我说，“可是，我很钦佩你的妻子！她估计到那封信迟早会有用。” “她一定认为，要是她跟我讲明了，我是不会拿这封信的。为了道德上的原因，或者，也许我不敢。其实，我是会拿的。不管怎么说，这封信倒是搭救了我。” 我一直听着施瓦茨在讲，兴趣越来越浓了。这会儿，我朝四周打量了一眼。一个英国人和那个德国外交官在舞池里。他们正在跳狐步舞，那个英国人的舞艺比较高明。德国人需要更多的回旋余地。他跳起舞来一味蛮干，把他的舞伴推在前面，活像推一门野战炮似的。在半明半暗中间，有一会儿工夫，我仿佛觉得一盘棋活过来了。两个棋王，那个德国人和那个英国人，不时危险地碰在一起。可是那个英国人却往往能够设法避开。 “后来你又怎么办呢？”我问施瓦茨道。 “我走到自己房间里。我已经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把事情考虑一番。海伦救我出险的做法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正好比突然出现了一个救星——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把一片绝望的混乱变成一个美满的结局。可是，事情很清楚，在那个警察有足够的时间谈论和思考之前，我最好还是启程上路。既然鸿运临头，我就决定信赖我的幸运。我问了问火车的时刻，发现一小时后有一班开往瑞士的特快车。我跟老板娘说，我必须去一天苏黎世，只带走一个包，问她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另一个包保管到我回来。于是，我到了火车站。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你小心谨慎了几年，随后你把一切谨慎小心都抛到风里去了。” “干过，”我说，“可是，有时候你做错了。你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但是，事实上它根本什么也没有欠你。” “当然没有。”施瓦茨说。 “可是，有时候你对老办法失去了信心，决定试一下新的。海伦要我同她一起乘火车通过边境。我没有那样做，要是她的灵机妙算没有救我出险的话，我一定就完蛋了——因此，现在我认为还是照她的办法做为妙。” “你那样做了？” 施瓦茨点点头。“我买了一张头等火车票。奢华往往会使人产生信心。我到火车开动的时候才想到身上带的那笔钱。在车厢里，我又没法儿把它藏起来：我不是单独一个人。我有一个同车旅伴，一个男人——他脸色十分苍白，看样子有点忧心忡忡。我试了试卫生间，可是两间都有人占用。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到了边境的车站。我的本能驱使我走进了餐车。我坐下来，点了一瓶价钱昂贵的酒，还要来了菜单。 “‘您有行李没有？’那侍者问。 “‘有，在隔壁一节车厢里。’ “‘那您是不是可以先去照顾一下海关的事儿？这里的座位我可以替您保留着。’ “‘那要花很多时间。先来点儿东西让我吃吧。我饿透了。我把账先付给你，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要回来的。’ “我本来希望边防警卫会放过餐车，可是没有那样的幸运。那侍者刚刚把酒和汤在桌子上放好，两个穿制服的人就走过来了。就在这时，我把我的钱偷偷地塞到毡制桌布下面，一边又把海伦的那封信夹在我的护照里头。 “‘护照！’一个警卫干脆地问。我把护照递给他看。‘没有行李吗？’打开护照以前，他问。 “‘只有一个手提箱，’我说，‘就在隔壁一节头等车厢里。’ “‘你得把它打开。’另一个警卫说。 “我站了起来。‘给我保留这个座位。’我对那个侍者说。 “‘当然，先生。您账都预先付了。’ “那海关警卫瞪着我看。‘你账都预先付了吗？’ “‘是啊。要不，我就付不起啦。一出边境，你得用瑞士法郎。这种货币，我可一点也没有咧。’ “那海关警卫笑了起来。‘这个主意倒不坏，’他说，‘有趣的是，许多人都想不出来。你先走吧。我一路上还要检查别的乘客。’ “‘我的护照怎么样？’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你的。’ “我走到自己的车厢里。我的旅伴坐在那儿，看样子比刚才更焦躁了。他不时用一条湿漉漉的手帕抹着他那满是汗水的脸和手。我望着外面的站台，把车窗打开了。万一被捕，我跳出去也没什么意思。逃跑是不可能的，可是让窗子开着，好歹对我起到了抚慰的作用。 “一个警卫站在门口。‘你的行李！’ “我把我的手提箱拿下来，打开了。他朝里看了看。随后他去搜查我那旅伴的行李。‘好了。’他说道，敬了个礼。 “‘我的护照。’我说。 “‘在我的同事那儿。’ “他的同事，停了一会儿就进来了。他不是那个刚才取走我护照的警官，而是一个穿制服的党员，戴着眼镜，穿着高筒皮靴。”施瓦茨微微一笑。“德国人多么爱穿高筒皮靴啊！” “他们需要它们嘛，”我说，“要踩过他们自己制造的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 施瓦茨喝干了他那杯酒。他总共也没有喝多少。我看了看手表：三点半。施瓦茨注意到了。“不会再耽搁多久的，”他说，“你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搭乘那条船。余下来的，都是有关幸福的事。关于幸福的事，从来就没有多少话可说。” “怎么让你混过去的？”我问。 “那个党员已经看过海伦冒写的那封信。他把护照还给我。问我在瑞士有没有熟人。我点了点头。 “‘是谁？’ “‘阿默尔和罗滕贝格。’ “那是在瑞士工作的两个纳粹党人。凡是在那里住过的流亡者，个个都知道他们，而且个个都恨透了他们。 “‘还有别的人吗？’ “‘我们派在伯尔尼工作的一些人，我想没有必要把他们一个个都说出来吧？’ “他敬了个礼。‘祝你幸运。希特勒万岁！’ “我的旅伴可没有那么幸运。他只好把所有的证件都交出来，而且受到盘问。他浑身大汗，说话结结巴巴。我不忍看到这个光景。‘我能回到餐车里去吗？’我问。 “‘当然！’那个党员同志说。‘我祝您好胃口。’ “在我离去的一段时间里，餐车里已经坐满了乘客。一家美国人把我的桌子给占了。‘我还以为你替我把位置保留好了！’我跟那侍者说。 “他耸了耸肩膀。‘我试了，先生。可是，对付美国人你有什么办法啊？他们不懂德语，他们爱在哪里就在哪里坐下了。您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就坐呢？一张桌子终归只是一张桌子嘛。瞧，我已经把您的酒都给搬过去啦。’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家四口把我的桌子给占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钱钞旁边。我不可能硬要回到先前那张桌子。那样会引起无谓的骚乱。我们毕竟还在德国的土地上呢。 “当我站在那儿想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那侍者说：‘请您坐下吧，先生。他们一走，我就让您搬回去。美国人吃东西倒是挺快的。三明治和橘子水。回头我再侍候您吃一顿丰盛的午餐。’ “‘好吧。’ “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选了一个座位，从那里可以密切注视我的钱。你想到这一点也真觉得有趣——一分钟之前，我宁肯花掉世界上所有的钱，只要能够穿过边境。可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却是，我们一穿过边境，我就把钱给取回来，即使非要我向那一家美国人进行袭击不可。我朝外一望，看见那个忧心忡忡的矮个子被带走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没有受到他那样的遭遇——随后，我才产生了同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同情也不过是一种用魔法驱走厄运的伪善的尝试。 “我十分憎恶我自己，可是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即使我确实想有所作为。我既要安全地越过边境，又要取回我的那笔钱。倒也不是那笔钱的本身——那是安全，海伦，未来的岁月。再说，那是钱，那是我自己的命根子，我利己主义的幸福。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它。可是，在我们心里，却往往躲着那个放肆且伪善的蹩脚演员——” “施瓦茨先生，”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怎么样把钱拿回来的？” “你提得对，”他说，“可是，我的长篇大论也是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瑞士海关警官走进餐车，而那家美国人不但有手提行李，而且还有衣箱放在行李车里。他们不得不走了。几个孩子也跟着出去。他们已经吃好。桌子也抹干净了。我便搬回原来的座位，把一只手搁在桌布上，摸着那微微隆起的地方。 “那侍者又把酒搬了过来。‘跟海关警官应付得还不错吧？’他问。 “‘当然，’我答道，‘把烤肉给我送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 “‘不，’他说，‘还没有，要等我们火车开动的时候才算。’ “他走到厨房里去了，我便等着火车开动。对这种最后时刻的极不耐烦，我肯定你是全都知道的。我定睛望着车窗外面站台上的人们：一个穿着晚礼服、裤子显得太短的矮子，来回地推着一辆小车，发疯似的在试着兜售奥地利制造的酒和巧克力。跟我同车厢的那个惊慌失措的人正在走回来。只有他一个人，赶得非常急促。‘喝得真快！’侍者在我旁边说。 “‘什么？’ “‘看起来好像您在试着扑灭大火似的。’ “我朝酒瓶瞟了一眼。它差不多已经空了。我甚至连自己在喝酒都不知道。这时，餐车突然倾侧了一下。酒瓶摇晃起来。我用手将它抓住。火车开动了。‘给我再来一瓶。’我说。侍者一溜烟不见了。 “我把钱从桌布底下取出来，放进了口袋。没过一会儿，那一家美国人回来了，往我刚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坐下，点了咖啡。那个小姑娘开始拍风景照片。她聪明极了，我心里这样想，这正是天下最最美丽的风景。 “侍者拿着一瓶酒回来了。‘这会儿我们已经在瑞士啦。’ “我付了一瓶酒的钱，还给了他一笔优厚的外赏。‘这瓶酒你自己留着吧，’我说，‘我不需要它了。我要庆祝一件喜事，可是我发觉那第一瓶酒对我来说已经过量了。’ “‘因为您是空着肚子喝酒，先生。’他解释道。 “‘是的，正是这个道理。’我站起身来。 “‘今天是您的生日吗？’侍者问。 “‘不，’我说，‘是我的金婚纪念日。’ “跟我同一间车厢的那个小矮个子默默无言地坐了几分钟。他的汗水已经不流了，可是一点也不夸张，他的衣服却已经湿得能拧出水来了。随后，他开腔了。‘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 “‘是的。’我说。 “他又不吭声了，却朝车窗外面望着。我们在一个写着瑞士地名的车站上停车了。有个瑞士站长挥动着一面旗子。两个瑞士警察站在行李车旁边聊天。有一个出售瑞士巧克力和瑞士香肠的货摊。我那旅伴伸出手去，买了一份瑞士报纸。‘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他问那个报童。 “‘当然，咱们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啊？十个拉庞[39]。’ “‘什么？’ “‘十个拉庞！十个生丁[40]！那份报纸的钱嘛。’ “那个人把钱付了，好像他刚刚中了奖似的。瑞士的钱一定叫他相信这是到了瑞士地界了。他刚才还不相信我的话呢。他打开报纸，浏览了一下，就把它搁下了。过了好些时候，我才听清他说的话。我尽想着自己获得了新的自由，因而觉得火车的轮子仿佛在我头脑里辚辚作响。随后，我看见他的嘴唇在掀动，意识到他是在说话了。 “‘我终于出来了，’他说道，朝我怒目注视着，‘走出了你们这个该死的国家，党员同志先生，这个国家已经被你们这帮猪变成了兵营和集中营。这儿是瑞士，这儿是自由的。谁也不用听你们和你们这批家伙的指挥。这儿，我爱说什么话就可以说什么话，不会让我的牙齿被踢落到嘴里。你们这些贼，你们这些杀人犯，你们这些刽子手，你们把德国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小小的唾沫泡出现在他的嘴角上。他直瞪瞪地紧瞅着我，如同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瞅着一只癞蛤蟆。根据他刚才听到的话，他以为我是一个纳粹党人。 “我不动声色地倾听着。我只是为自己平安无事而感到高兴。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说，‘跟你相比，我至少要重二十磅，高出十五厘米。可是，你还是把话痛痛快快地讲完吧。这样好叫你心里舒服些。’ “‘你还胆敢拿我开玩笑！’他嚷道，比先前更恼火了。‘这我可受不了。咱们现在再也不是在纳粹的国土上了。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父母的？我的老父亲又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可是如今！如今，你们要把整个世界都放一把火烧起来了！’ “‘你以为战争就会爆发吗？’我问。 “‘倒好像你还不知道似的，’他说，‘除了发动战争，你们还能让你们这个千年帝国和你们的武装力量干些什么呢？你们这些杀人犯！要是你们不发动战争，那么你们的虚假繁荣就会消失，而你们也会跟着垮台！’ “‘我跟你有同感，’我说，脸上感到暖洋洋的下午的太阳，好像它在抚摩我似的，‘可是，如果德国胜利了，那又怎么样呢？’ “那个衣服湿透了的人瞪着我，咽了一口唾沫。‘如果你们胜利，那就没有天理了。’他费力地说。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站起身来。 “‘你别碰我，’他嘶嘶地说道，‘你就要被逮捕了。我要拉那个紧急制动器。我要揭发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应该被检举的，你这个密探！你说的话我全听到了！’ “我倒是巴不得那样，我想。‘瑞士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说，‘光凭揭发，你也不可能让一个人被逮捕。德国的一些坏主意，你倒是把它们捡拾起来了。’ “我拿起手提包，走到另一间车厢里。我想还是不要向这个歇斯底里的人表白自己为妙，可是我也认为不必再跟他坐在一起了。憎恨是一种腐蚀心灵的酸性物质，不管抱持憎恨的是你还是别人。这一点，我在流浪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 “就这样，我来到了苏黎世。” 9 音乐停奏了一会儿。可以听到舞池里传来愤怒的话语。随后，乐队又开始演奏了，声音比先前更响，一个穿着鲜黄色衣裳的女人，头发上簪着一串假钻石，唱起歌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德国人跟一个英国人碰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责对方，说对方是故意的。经理和两个侍者扮演着“国际联盟”[41]的角色，试图叫争论的双方平静下来，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话。乐队比较聪明，他们换了个曲子。原来的狐步舞曲变成了探戈舞曲，那两个外交官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站着不动，叫人笑话，要么是重新开始，继续跳舞。可是那个德国勇士看来不会跳探戈舞，而那个英国人却只是打着拍子，站在原地没有移动。两个人都被别的舞伴推来挤去，一场争论就此烟消云散。那两个外交官都怒目相视，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为什么这两个英雄好汉没有互相挑战，来一场决斗呢？”施瓦茨鄙夷地问。 “就这样，你来到了苏黎世。”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我们干吗还不离开这儿？” “我们能上哪儿去啊？” “总该有那么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营业的。这个地方尽是些死尸，在跳舞，在扮演战争。” 他付了钱，问那个侍者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侍者从拍纸簿上撕下一条纸，草草写了个地址，还告诉我们怎么去。 我们走到外面壮丽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闪耀，可是地平线上，海和清晨却在第一缕蓝幽幽的晨曦中搂抱了起来。天空比原先更高，盐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浓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种迷惑人、俘获人的朴素的戏剧性的特点，可是到了黑夜，它却是一个童话中的城市，顺着灯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边，好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女人走下去会见她的秘密情人。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把生活想象成的样子吗？”施瓦茨最后说道。“上千的灯光和街道通向无穷……” 我没有回答。对我来说，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条船，它并不通向无穷……它通向美国。我历尽种种艰难险阻，时间把这种艰难险阻如同臭鸡蛋一样甩向我们。我唯一的艰险活动是要一张有效的护照，一张签证和一张船票。对一个并非出于本意的流浪者来说，正常的生活变成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冒险却是一种折磨。 “那天，苏黎世在我的眼里正像今夜这个城市在你的眼里一样，”施瓦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在那里重又开始了。时间——这个你知道——是一种冲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许多份无害剂量的慢性毒药。最初，它会叫我们兴奋，甚至会使我们觉得会长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来越浓烈，把我们的血液给破坏了。即使拿未来的岁月作为代价要买回自己的青春，我们也办不到了。时间的酸性作用已经把我们改变了，化学组合再也不是跟原来一样了。那得有一个奇迹。而那个奇迹就发生在苏黎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下面灯光闪烁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要把它当作最最幸福的一夜来回忆它。回忆难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一定能够。奇迹在它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总是有一些扫兴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远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回忆却能使它完美无瑕，而且从此以后它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够让它复活过来，它是不是一直会是那个样子呢？它是不是会与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终结呢？” 他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可抗拒、逐渐进逼的黎明，几乎像是神经错乱了的样子，黑夜中一个可怜的被遗忘的人影。我为他觉得万分的难受。“你说得对，”我说，试着不让他难受，“我们对自己的幸福，在我们知道它将有多少部分会与我们同在之前，怎么能够真正觉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办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说，“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试着去把握它。我们用自己那笨拙的双手把它给吓跑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用手触摸，那它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无所畏惧地继续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会在那儿保持下去，和我们的眼睛一同终结呢？” 他俯瞰着城市，那里停放着一口松木棺材，泊着一艘轮船。一副深受苦难的神情毁损了他的形象：他的嘴成了一个乌黑的窟窿，眼睛成了两块石子。随后，他的脸又有了生气。 我们继续朝着码头，从小山上往下走去。过了半晌，他开腔了。“我们是什么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是真实的：是人还是他照在镜子里的映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他的回忆，他那解除了忧虑的阴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她以前从来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这个不祥的炼金术才使她完全属于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头盖骨底下的一点磷光那样存在着，既然她只有当我要她回答的时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样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属于我了呢？再说，我既然失去过她一次，会不会第二次再失去她，随着她的回忆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着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这你是不是明白？” 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这里有长长的一段梯级从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这里一定举行过什么节日活动，使我联想起墓地里那枯萎的花环，挂在一排排房子中间的一根根铁杆上，一串串晃亮的灯泡，被一盏盏横过街道吊着的郁金香形的大灯隔开了。每相距大约二十米，便有一颗用小电灯泡缀成的五角星高挂在那儿。可是那游行队伍，或者是节庆，都已经过去了，节日的装饰如今在晨曦中显得光秃秃的，色彩都褪了。在我们脚底下远远的地方，电灯线路似乎出了毛病，只有一颗星星还发着特别刺目的白惨惨的亮光，电灯在黎明和薄暮时分往往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地方。”施瓦茨说着，把门推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强壮男人。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屋子，沿墙放着许多酒桶，中间摆着几张桌子，有一张已经给一对男女占坐了。我们要了酒，还要了一客凉煎鱼。别的菜都已经没有了。 “苏黎世你熟悉吗？”施瓦茨问。 “熟悉。我在瑞士被逮捕过。挺好的牢房，比法国的还要好得多。特别是冬天。可惜他们至多关你两星期，虽然你也乐于在那儿休息一下。随后，他们把你驱逐出境，于是边境马戏团又重新开演了。” “我那公开越过边境的决心，多少使我得到了解放，”施瓦茨说，“我不再害怕了。在街上看到一个警察也不再瘫痪无力了。我仍然感到一点震惊，但是很轻微，恰恰足够使我欣赏自己得到的自由。” 我点点头。“危险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生命。只要危险不是太靠近，生命总是挺完美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施瓦茨古怪地瞟了我一眼。“我还要想得远些，”他说，“要想到我们所谓的死亡，想到更远更远的所在。难道一个城市因为你离开了它就不再存在了吗？即使它被毁灭了，难道它不是依然存在于你的心里吗？谁知道死亡是什么？也许生命不过是一道光，慢慢地掠过我们那一直在变化着的脸。也许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一张脸，而在我们所有会死的脸都已逝去之后，这张脸依然会存在下去呢？” 一只猫鬼鬼祟祟地溜到了桌子上。我丢了一块鱼给它。它翘起尾巴，转身就走了。 “你在苏黎世遇到你的妻子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在旅馆里遇到了她。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感觉到的那种窘迫的因循延宕已经消逝了，而且是永远地消逝了。她不再悲愁和恼火，而是策略地利用起她的创伤了。我遇到了一个我不了解的女人，我热爱的女人。仿佛平静无事过去的九年已经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那个过去却已经失去了把她禁锢起来的力量。对她来说，时间的毒药也在她越过边境的时候蒸发了。我们再也不受过去的支配：它是属于我们的。过去通常只是岁月的一种使人意气消沉的反映，可是我们的过去却成了这样一面镜子，只反映我们，而不反映其他的东西。冲破罗网的决心以及冲破罗网的行动使我们那么彻底地离开早已逝去的一切，以至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得到了新生。” 施瓦茨瞅着我，他脸上又掠过那种古怪的表情。“幸福就那样待下来了。把它保持下去的是海伦。我没有能做到——特别到最后那段时间。但是她能够对付过去，这就够啦。要紧的倒是这个。你不同意吗？可是现在，我自己也非得这样做不可啦，不过仅仅这一遭。我跟你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们在苏黎世住下来了吗？”我问。 “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施瓦茨说，用一种更正常的语气，“我们住在那个城市和那个国家，就欧洲来说，那里的世界还没有开始旋转，只有那么个地方了。我们的钱，足够维持几个月的生活。海伦还带着几件珠宝饰物，我们可以拿来变卖，到了法国，我还有那个死去的施瓦茨的几幅绘画。 “1939年的夏天啊！倒像上帝想要最后一次让全世界看到和平是怎么个景象以及什么将要失去。那些日子里，洋溢着夏天的无忧无虑的气氛，但是等到我们离开苏黎世到南面的马焦雷湖[42]去的时候，情况可完全变得不像是真实的了。 “海伦已经接到她家里的来信和电话。她临走时留言，说她要去苏黎世看医生。对她家里的人来说，要找出她住在哪里是容易的：瑞士的登记制度效率极高。他们又是盘问，又是责备，搞得她不得安宁。她仍然可以回去。我们得做出决定。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不是住在一起。我们是结了婚的，但是我们的护照上却填着不同的姓名。在这种时世，支配我们生活的是几张纸而已。我们确实不能够住在一起。这是一种奇怪的处境，可是它却增强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时间已经为我们倒流回来了。根据一种法律，我们是夫妻，根据另一种法律，我们又不是。新的环境，长久的别离，特别是到了瑞士以后海伦身上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样样东西似乎很模糊，然而同时又是极度真实。而在我们这个怪异的世界上空，飘荡着我们已经记不起来的一场梦境那最后几抹正在消散的薄雾。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会产生这种幸运的状态——我把它视为一件意外的礼物，好像有个神祇答应我把我第一次搞糟了的那一段生活重复了一遍，把它变成完美的生活。没有护照而从边境线的地下打洞过来的鼹鼠，如今变成了一只不知道有疆界存在的飞鸟。 “有一天早晨我去找海伦的时候，发现她正在跟一位克劳泽先生谈话，据她介绍，这是德国领事馆的一个人员。我一进去，她跟我用法语讲话，称我为雷诺阿先生。克劳泽把她的话给误解了，用拙劣的法语问我是不是那位名画家的儿子。 “海伦笑了起来。‘雷诺阿先生是打日内瓦来的，’她说，‘可他会讲德语。不过，他倒是一个十分崇拜雷诺阿的人。’ “‘你喜欢印象派的绘画吗？’克劳泽问我。 “‘他甚至还有些收藏品咧。’海伦说。 “‘我有几幅画。’我说。把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得来的遗物变成了收藏品，似乎又是海伦的一个新的奇想。但是，既然她有过一个奇想使我免于关进集中营，那我就扮演下去吧。 “‘你知道瑞士温特图尔的奥斯卡·赖因哈特的收藏品吗？’克劳泽和蔼可亲地问道。 “我点点头。‘赖因哈特有一幅梵高的画作，我愿意拿我一个月的生命去交换。’ “‘哪一个月？’海伦问道。 “‘梵高的哪一幅画？’克劳泽问。 “‘《精神病院的花园》。’ “克劳泽微微一笑。‘一幅了不起的杰作！’ “他开始谈起绘画来了，当他把话题转到卢浮宫的时候，我就可以参与进去，多亏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受到的教育。海伦的策略，我现在懂了。她试着不让克劳泽认出我是她的丈夫或是一个流亡者。德国领事馆不怕向瑞士警察局检举揭发。我感觉到克劳泽是想刺探出我跟海伦的关系，这一点她一开始就知道了，现在，她替我虚构了一位妻子——吕西安娜——和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说是钢琴弹得好极了。 “克劳泽的眼神从这一个转到另一个的身上。他利用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共同兴趣，建议再约会一次——为什么我们不在湖边一家小饭馆里吃一顿午饭呢？那里的鱼可美味呢——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绘画的人，着实不太寻常咧。 “我同样热情地答应了——我很高兴等我回到瑞士的时候再来一次约会。那将在四到六个星期以后。他惊奇了：难道我不住在日内瓦吗？我告诉他，我是日内瓦人，却住在贝尔福。因为贝尔福是在法国，他就不太容易到那边去打听。分手的时候，他经不起诱惑，还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海伦和我是在哪儿遇见的呢？这样两个志趣相投的人——那可不太寻常咧。 “海伦瞟了我一眼。‘在医生那儿，克劳泽先生。有病的人往往更加志趣相投，比起’——说到这里，露出一缕恶意的微笑——‘那些健康的人，他们健康得简直只有肌肉，没有神经，连他们的脑袋里面都是这样。’ “克劳泽听着海伦的嘲讽，露出一丝狡猾的笑意。‘我了解，女士。’ “不让海伦抢先，我问：‘眼下德国人是不是把雷诺阿看成颓废的艺术了？不用说，肯定还有梵高。’ “‘我们当中的行家是不会的，’克劳泽说，又狡猾地瞅了一眼，打门里溜出去了。 “‘他来干什么啊？’我问海伦。 “‘来侦察呗。我原想警告你不要来的，可是你已经出来了。是我弟弟派他来的。我多么憎恨这一切哪！’ “盖世太保那黑影一般的手臂，已经伸过边界，来提醒我们眼下还不是完全自由的。克劳泽要海伦在她方便的时候到领事馆去一趟。不是什么急事，只是她的护照得去盖一个新的戳记。出境签证之类的东西。这件事之前被忘记了。 “‘他说这是一项新的规定。’海伦说。 “‘他胡说，’我答道，‘这个我知道。这些事，流亡者往往会得到风声。要是你去了，他们很可能会拿走你的护照。’ “‘那我就成了像你一样的流亡者了？’ “‘是的。除非你决定回去。’ “‘我要待着，’她说，‘我既不想去哪一个领事馆，也不想回去。’ “这件事我们从前没有谈起过。这是一个决定。我没有吱声。我只是瞅着海伦。在她背后，我看见天空，公园里的树木，还有一条闪闪发光的狭长湖水。在明亮的晨光里，她的脸黑黝黝的。‘你用不着负责，’她不耐烦地说，‘你没有说服我这样做，这跟你毫不相干。即使你不在了，我也不会回去的。现在，你是不是满意了？’ “‘是的，’我说，既惊奇又相当惭愧，‘可是，我不是在想这个。’ “‘我知道，约瑟夫。因此，咱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永远不要再谈了。’ “‘克劳泽会回来，’我说，‘或者别的什么人会来。’ “她点了点头。‘万一他们发现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会来找麻烦的。咱们干吗不到南面去呢？’ “‘咱们不可能去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警察跟纳粹的盖世太保关系太密切了。’ “‘南面难道就没有其他去处了吗？’ “‘有的。瑞士的提契诺、洛迦诺和卢加诺。’ “那天下午，我们搭上了火车。五小时以后，我们已坐在阿斯科纳[43]一个广场的瑞士酒店外面，这是一个离苏黎世不是五小时而是五十个小时的世界。风景是意大利式的，城里到处是旅游者，仿佛谁的头脑里都没有一点思想，除了游泳啊，躺在日光底下啊，趁还有可能的时候纵情欢乐啊。你还记得那和平年代的最后几个月吗？整个欧洲的空气里都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施瓦茨说。 “是的，”我说，“人人都希望出现一个奇迹。第二次《慕尼黑协定》。随后再来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这样一直下去。” “那有点像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朦胧时刻。时间静止了。在即将来临的灾难的阴影里，别的东西仿佛样样都是不真实的。倒像有一颗巨大的中世纪的彗星跟太阳一起占领了天空似的。样样东西都没有对准焦点，模模糊糊的。而样样事情又都可能发生。” “你们什么时候到法国去的？”我问。 施瓦茨点点头。“你说得对。别的东西样样都是暂时的。法国是无家可归者的不稳定的家。条条道路都通回法国。一星期之后，海伦接到一封克劳泽先生写来的信，通知她马上到苏黎世或者卢加诺的领事馆去报到。事情紧急。 “我们只好离开那儿。瑞士这个地方太小，组织得又太严密。不管去哪儿，我们总能被找到。而且不管哪一天，我们的证件都可能被检查：他们会发现我的护照是伪造的，会把我驱逐出境。我们去了卢加诺，但是没去德国领事馆，却到法国领事馆去了。我们得到了旅游签证，有效期六个月。我本来以为最多会给三个月。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我问海伦。 “‘明天。’ “我们在龙科[44]港的驿站旅馆花园里吃了最后一顿晚餐，这个村子仿佛一个燕子窝似的高高地蹲在群峰之中，俯瞰着湖面。日本式的纸灯笼悬挂在树木中间，猫儿在墙头爬行，从下面平台屋顶上飘过来玫瑰和野茉莉花的香味。湖泊连同它的岛屿——传说在罗马时代，其中的一个岛上有过一座维纳斯女神庙——纹丝不动地横在那儿。周围的山岗，在晴空的衬托下呈现出钴蓝色。我们吃着意大利面和意式嫩煎小牛肉，喝着当地产的葡萄酒。这是一个美妙而凄清得几乎叫人难以忍受的傍晚。 “‘真可惜，我们必须离开这儿，’海伦说，‘在这儿过完夏天我才高兴呢。’ “‘这种话，你往后说的机会可多着呐。’ “‘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可以说的吗？跟这相反的话，我倒是说得够多了。’ “‘相反的话？’ “‘真可惜，我不能不待在这儿。’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皮肤是深褐色的——她挺容易被太阳晒黑的，两三天下来便成了这样子——这样就使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了。‘我很爱你，’我说，‘我爱你，爱这一瞬间，爱这个即将消逝的夏天，爱这个我们正要离去的乡村，而且生平第一次也爱我自己，因为我不是别的，而只是一面把你反映出来的镜子，这样，我就有了两个你了。愿上帝保佑这个傍晚和这个小时！’ “‘愿上帝保佑一切！让我们为这个干杯。还愿上帝保佑你，因为你终于胆敢说出一些平常会叫你脸红的话了。’ “‘我是在脸红，’我说，‘不过那只是在我心里，我不是觉得害臊。我一定要习惯下来。哪怕是一条毛虫，当它从黑暗中出来，发现自己长着一对翅膀的时候，也一定得习惯那亮光。这里的人们多么幸运哪！还有，野茉莉花发出来的是股什么样的香味啊！女侍者说，这种野茉莉花，整个树林子里到处都是呢。’ “喝完了酒，我们便穿过湫隘的小街，走上刚才来时的老路，从那座有着鲜花和十字架的龙科公墓旁边经过，沿着山坡往下到了阿斯科纳。南方是个魔术师，棕榈树和夹竹桃把你的思想给抹掉，让你的幻想解放了。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星星。天空活像一面永远展开着的巨大的美国星条旗。阿斯科纳广场上的咖啡馆，将一条条光芒远远地照射到湖面上，一阵凉风从山谷里吹来。 “我们走到了湖边那所租下来的房子跟前。地方很小，可是有两间卧室。按照当地的道德标准，这样似乎已经足够了。‘靠我们现有的这点钱，能维持多长时间的生活？’海伦问。 “‘一年，如果我们用得仔细一点的话。说不定一年半。’ “‘要是我们用得不仔细呢？’ “‘只能过这个夏天。’ “‘那我们就不要仔细了吧。’她说。 “‘一个夏天是短促的。’ “‘是的，’她突然狂暴地说，‘一个夏天是短促的，生命也是短促的，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它们都是多么的短促。外边那些猫，是不是也知道生命是短促的呢？鸟儿是不是知道呢？还有，蝴蝶呢？在它们看来，生命将永远延续下去。谁也没有告诉过它们。干吗告诉了我们呢？’ “‘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答案。’ “‘你给我一个就够了。’ “我们站在黑沉沉的屋子里。门窗都洞开着。‘一个答案就是，要是生命永远延续下去，那会叫人受不了的。’ “‘你以为我们会厌烦吗？像上帝一样？那可不是真话。再给我一个答案！’ “‘那就是，世间的悲愁多于幸福。让生命早点结束倒是幸运。’ “海伦缄默了半晌。随后她说：‘在这些话里，简直一丁点儿道理也没有。我们说这些，只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想在这儿待下去，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这中间根本无所谓幸运什么的。我们只是凭空想象出来。我们之所以要凭空想象，又是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还不是一样相信它？’我问。 “‘我就不相信。’ “‘你难道对希望也不相信？’ “‘我对什么都不相信。有朝一日，咱们的寿限到了，也就完啦。’她把衣服往床上一扔。‘对每个人都一样。一个囚徒希望越狱，说不定他果然逃脱了。可是下一回，他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他希望的只是这个。中止，所能有的也只是这个。’ “‘是的，所能有的也只是这个。这对世界和战争来说，都一样。它也希望再来一次中止。可是战争是怎么也制止不了的。’ “‘战争也许可以制止，’我说，‘可是，死却不成。’ “‘不要笑！’她嚷道。 “我朝她走过去。她退缩着，从一扇门里溜到了户外。 “‘怎么啦？’我惊奇地问。外面比较亮，我看见她脸上尽是泪水。她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再问她。‘我喝醉了，’她最后才说，‘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没有。’ “‘我酒喝得太多了。’ “‘没喝够，还有一瓶呢。’ “屋后草地上有一张石桌。我把那瓶意大利的酒搁在上面，走进屋里去找酒杯。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海伦穿过草地，往湖的方向走去。我没有马上去追她。我把酒杯斟满了，在湖水和天空的柔和光芒中，那酒看上去黑黝黝的。随后，我慢慢地穿过草地，走到岸边的棕榈树和夹竹桃那儿。我为海伦担心，看见了她，我才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她站在水边，弓着身子，驯顺得出奇，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等待一个嗓音，或者也许在等待一个幻影。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倒不是要看住她，而是生怕惊动她。过了一会儿，她叹了一口气，身子挺直了。随后，她踩进了水里。 “看见她在游泳，我便走回去拿了一条毛巾和她的浴袍。随后，我在一块花岗石上坐下来，等着。她那头发盘起来的脑袋，远远地看去很小。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暗自寻思，凭我的冲动我想叫她回来。但同时，我却感觉到她自己还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要解决，而且这是个关键的时刻。对她来说，水就是命运，就是问题，就是答案。她只能靠自己一个人找出一个结果来，本来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别人能够做的事，充其量也只是待在那儿，或许再给予一点儿温暖。 “海伦向外泅去，转成一个弧形，随后掉过头来，往回笔直朝我游来。我看见她越游越近了，紫莹莹的湖水映衬着她那黑黝黝的脑袋。随后，她从水里走上来，又纤弱又晶莹，奔到我面前。 “‘水很凉，又像有鬼似的。那女侍者说，岛屿底下还有一条很大很大的章鱼咧。’ “‘这个湖里最大的鱼是老梭子鱼，’我说，用毛巾把她裹了起来，‘没有章鱼。所有的章鱼都在1933年以后的新德国了。不过水呢，一到夜里总像是有鬼似的。’ “‘要是我们想到有章鱼，那就一定有章鱼，’海伦说道，‘凡是不存在的东西，你是绝不会想到的。’ “‘那倒是证明上帝存在的简便办法。’ “‘你难道不相信它吗？’ “‘今天夜里，我什么都相信。’ “她紧贴着我。我让那条湿了的毛巾掉下来，给了她一件浴袍。‘你是不是以为咱们已经生活过不止一次了？’她问。 “‘是的。’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她叹了口气。‘感谢上帝。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争辩，此刻我不想。我又累又冷。我一直忘记，这水是从山里流下来的。’ “除了酒，我还从驿站旅馆带来了一瓶格拉巴酒。这是一种用葡萄渣酿造的纯白兰地，性烈，味香，像这样的时候喝起来挺合适。我走进屋里去把它取了出来，替她斟满了一大杯。她慢慢地喝着。‘我就恨离开这儿。’她说。 “‘到了明天，你就会忘记的，’我答道，‘我们要到巴黎去。那个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就是你在那儿觉得幸福的城市。这话是老生常谈吗？’ “我笑了起来。‘让我们不要为文风操心！’我说。‘如果那是老生常谈的话，那么我们的老生常谈还少得很。你要不要再来一点格拉巴酒？’ “她点点头，我又为自己拿来了一个酒杯。我们坐在草地上的石桌旁边，直到海伦有点昏昏欲睡了，我才把她放到了床上。她就在我身边睡熟了。我从开着的门里望着外面的草地，它慢慢地变成了蓝色，随后又转成为银色。一小时过后，海伦醒来了，她走到厨房里去找水喝。回来时，她拿着一封信，这信是我们在龙科的时候送来的。一定是放在了她的屋子里。‘是马顿斯写来的，’她说。她看了信，就把它搁下了。 “‘他知道你在这儿吗？’我问。 “她点点头。‘他告诉我家里，说他向我建议，要我到瑞士去再进行一次检查，还说我要在这儿住几个星期。’ “‘你是到他那里看病的吗？’ “‘断断续续地请他看过病。’ “‘看什么病？’ “‘也没什么特别的毛病，’她说着，把信放进了手提包里。她没有把信递给我看。 “‘你那个疤痕怎么来的？’我问。 “横贯她腹部有一条细细的白色纹路。我从前也曾看到过，可是她现在这种棕色的皮肤使它越发显眼了。 “‘动过一次小小的手术。没什么紧要的。’ “‘什么手术？’ “‘我们不大谈的那种手术。女人家才动这种手术咧。’她把灯关了。‘你来找我，这很好，’她轻轻地说，‘我再也熬不住了。爱我吧！爱我，不要问什么问题。千万不要问。’” 10 “幸福！”施瓦茨说。“它的颜色在你记忆中是怎样变化的！活像洗衣店里的便宜衬衫。只有不幸的人才会觉得重要。我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几间房。那里没有电梯，由于年代久远，楼梯都已经歪斜和磨损，房间都很小；可是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码头上的书亭，巴黎古监狱和圣母院。我们有护照。我们是人，一直到1939年9月为止。 “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人，不管我们的护照是真是假都一样。可是，假战[45]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你从前在这儿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海伦问我。‘你被准许工作吗？’ “‘当然不能。我连存在都不被准许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存在的人得到工作许可啊？’ “‘那你是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 “‘我记不起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没有一个活计是干得长久的。法国人对法律倒是不太拘泥。要是你愿意接受低微的工资，你往往总能找到一个什么活儿来干。我在中央市场上运过板箱。我伺候过人家吃饭。我贩卖过领带、短袜和衬衫。我替人家补习过德语；难民委员会偶尔还给过我一点儿补助。我卖了几件个人物品。我还为瑞士报纸写过几篇短稿。’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报纸工作？’ “‘不成。因为要找到那样一个工作，你得有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替人家给信封写地址。随后，就来了个施瓦茨，还有我那虚假的存在。’ “‘为什么说虚假？’ “‘因为人家当我是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死人名字的掩护下生活。作为我自己，我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倒希望你别这么称呼它。’海伦说。 “‘不管我把它叫作什么，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叫作双重的生命，借来的生命，或者把它叫作第二次生命。是的，也许这个说法最确切。我们好像是些遇难的人，他们一点没有遗憾，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记忆，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善。’ “海伦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冒名顶替者、死尸，还是鬼魂？’ “‘从法律上讲，我们是旅游者。我们被准许待在这儿，但却不能工作。’ “‘好啊，’她说，‘那我们就不要工作呗。让我们到圣路易岛上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晒晒太阳。随后我们到法兰西咖啡馆，待在人行道上吃吃东西。这样一个日程表，安排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程表。’我说。于是我们就照着它实行了。我不再去找那些零星的活。一连几个星期，从清早到清早，我们都待在一起。 “而在外面，时间却像暴风雨似的在呼吼：报纸的号外啊，军队的调动啊，议院的紧急会议啊，可是所有这一切，却跟我们全不相干。倒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我们生活在永恒之中。当你的世界上充满了感情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余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时间的那一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相信？”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露出一副绝望地恳求的神情。“你不相信吗？”他问。 我很累，而且我也没办法忍住表现得不耐烦。关于幸福的故事原是引不起什么兴趣来的，而施瓦茨那关于永恒的幻想也叫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不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幸福或是永恒，说不定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到来。到那时候，日历不再翻转，时间也就跟着停止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可没有办法了——不管我们干什么，总得有个时间，而时间是在逝去的。” “我不要让它死！”施瓦茨突然狂暴地说道。“我要它如同一尊大理石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不要像一座沙土城堡在潮水中被冲走！我们热爱的死者，到头来会怎么样呢？他们都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呢？如果不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她的脸！我是唯一仍然认得出这张脸的人。我能听任它让时间蹂躏吗？我知道即使在我的心里，它也会消退，它也会被歪曲，被篡改，除非我能够将它形象化，把它树立在我的身外。我心里的谎言和幻想会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它，毁坏它。末了，将会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了常春藤。这个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把我的记忆抢救出来，从我自己身上，从那带有腐蚀性的利己主义那里抢救出来，这种利己主义会使我试图忘记，以便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你理解吗？” “我理解，施瓦茨先生，”我说道，脚步迈得尽可能的轻盈，“你之所以跟我谈，原因也就在这里——为了要把你的记忆从你自己身上抢救出来……” 我跟自己生气，因为刚才的话讲得那么直率。那个人非常狂暴，但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疯狂，如同一个堂吉诃德，下决心要跟时间的风车搏斗，而我呢，对他的伤心事考虑过多，因而没有去尽力分析他的处境。“要是我成功了——”施瓦茨说不下去了。随后他重新开始说：“要是我成功了，那么它就安全了，不会受我所能做的任何事的损害了。你相信我吗？” “是的，施瓦茨先生。我们的记忆不是什么放在博物院里的一只尘封的象牙首饰盒。它是一只活着的、要吃喝还能消化的动物。它像传说中的不死鸟那样，会自行焚死，[46]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不至于被它毁灭。这就是你正在试图防止的事情。”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激的神情。“你说只有等我们死了以后，记忆才会变成石头。那就是我正要做的事啊！” “我那是胡说八道。”我不耐烦地说。我憎恨这样的谈话。我认识很多患精神病的人，流亡导致了这种精神病，正像雨水催生蘑菇一样。 “我不打算自杀，”施瓦茨说着，微微笑了一笑，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似的，“人的生命现在太重要了。我只是想让作为约瑟夫·施瓦茨的我死去。明天早晨当我离开你的时候，约瑟夫·施瓦茨就要死去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田，跟这个念头一起，还有一个狂妄的希望。“那你打算怎么样呢？”我问。 “失踪。”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 “是的。” “仅仅那个姓名？”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的一切，都要失踪。从前的我。” “你的护照，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那东西我不需要了。” “你另外还有护照吗？” 施瓦茨摇摇头。“我不需要护照了。” “那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签证？” “是的。” “你能把它卖给我吗？”我问，虽然我没有钱。 施瓦茨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 “我不能卖，”施瓦茨说，“那东西我当时是作为一件礼物接受下来的。但是，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明天早晨。你用得着它吗？” “上帝！”我屏息着说。“用得着！它会救我的命啊！我的护照上没有美国的签证，而且我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搞到一个签证咧。” 施瓦茨凄凉地笑了一笑。“事情一直在重复出现！你使我想起施瓦茨当年临终那个时候。我坐在他的房间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那张会使我重新成为一个人的护照。好吧。我要把我的护照送给你。你只消换一张相片。年龄应该是差不多的。” “三十九。”我说。 “那你就要大五岁了。你认识什么善于改护照的人吗？” “认识，”我答道，“这儿我有一个熟人。换一张相片是容易的。” 施瓦茨点点头。“比换一个性格更容易。”他朝空无一人的地方凝视了一会儿。“如果你能够对绘画产生兴趣，那岂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像施瓦茨那样——后来像我这样？” 我感到一阵哆嗦。“护照是一张纸，”我说，“它不是一种魔术。” “不是吗？”施瓦茨说。 “哦，是的，”我答道，“只是方式不一样。你在巴黎待了多久？” 施瓦茨答应把他的护照送给我，这使我心里乱成一团，因此我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话。我一心只想着应当为露特弄到一个签证。我不妨试一试把她当成我的妹妹。可是，那大概也不会成功。美国领事馆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不过我还得去试一试，除非出现第二个奇迹。随后我听到施瓦茨在说话了。 “有一天在巴黎，他来到了我们的屋子，”他说，“花了他六个星期，可是他找到我们了。这一回，他没有从德国领事馆派什么人来。他亲自来了，站在那个挂着一些十八世纪田园版画的旅馆房间里——格奥尔格·于尔根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海伦的弟弟，高个头，宽肩膀，两百磅或者超过两百磅的体重，比在奥斯纳布吕克还要十倍的德国化，尽管他穿的是便服。他瞪着眼睛朝我们注视着。 “‘原来都是些谎话，’他说，‘我就说这事有股臭鱼的味道。’ “‘那也不会叫你惊奇的，’我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发出臭气来。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海伦笑了起来。 “‘不准笑！’格奥尔格嚷道。 “‘不准嚷嚷！’我说。‘要不，我要把你扔出去。’ “‘那你干吗不亲自试一试啊？’ “我摇了摇头。‘没有危险的时候，你仍然在扮演英雄角色吗？你比我重二十磅。没有人会把我们放在一起竞赛的。你要怎么样？’ “‘那不关你的事，你这个该死的卖国贼。滚出去。我要跟我的姐姐谈话。’ “‘就待在这儿！’海伦对我说。她愤怒得毛发直竖。她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身，抓起一只大理石烟灰缸。‘你用这种口气再说一句话，看你的脸上不吃这个家伙一下，’她十分镇静地说，‘这里可不是德国。’ “‘不是德国，很可惜。但是不要紧。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德国的。’ “‘绝对不会，’海伦喝道，‘也许你们这些武装机器人暂时可以征服它，可是它终归依然是法国。你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谈这个事吗？’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你带回家去。难道你不知道，在这里碰上战争，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不怎么知道。’ “‘他们会把你监禁起来。’ “我发觉海伦吃了一惊。 “‘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们关进营房，’我说，‘可那是一个拘留营——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的一个集中营……’ “‘这你才知道多少！’格奥尔格冷笑着说。 “‘足够多了，’我答道，‘我在你们的一个集中营里待过的嘛，多亏你。’ “‘你这个蛆虫。你是在一个康复营的，’格奥尔格鄙夷地说，‘可是，它对你一点没有好处。刚一被释放出来，你就立刻开小差逃了。’ “‘我倒真佩服你的辞令，’我说，‘若是有人从你们的魔爪下逃出来，就叫作什么开小差。’ “‘你还能管它叫作什么？给你的命令是不准离开德国！’ “我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当格奥尔格还没有权力把我关押起来的时候，这样的谈话我就已经和他进行过好多次了。 “‘格奥尔格一直是个极端愚蠢的人，’海伦说，‘一个体力强大的脓包。他需要他的装甲哲学，正像胖妇人需要紧身胸衣一样，因为没有了这东西，他就一点模样也没有了。不要跟他争辩。他会大吵大嚷，因为他是个弱者。’ “‘住嘴！’格奥尔格说，口气比我预想的还要平静。‘把你的东西拾掇好，海伦。局势很严重。我们今夜就搭火车回去。’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战争就要爆发了。要不，我也不会赶到这里来了。’ “‘你反正怎么都会到这里来的，’海伦说，‘跟你两年前来到瑞士一样，那时我也不愿意回去。对一个忠诚的党员来说，有个姐姐居然不愿意住在德国，那是挺叫人心烦的事。你劝我回去。可是这一回，我就在这儿住定了，你再劝也没有用。’ “格奥尔格瞪着眼睛瞅着她。‘就因为这个卑鄙的流氓吗？我估计是他劝说你这样干的。’ “海伦笑了起来。‘流氓——这个词儿我倒是很久没有听到了。听起来好像是中世纪似的！不，这个流氓，我的丈夫，并没有劝说我干什么事情。他倒是确实尽了一切心力，打发我回去。提出的理由比你的还要高明得多。’ “‘我要跟你单独谈几句话。’格奥尔格说。 “‘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你是我的姐姐。’ “‘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人。’ “‘那不是一种有血缘的亲属关系。’格奥尔格说道。随后，他突然改用一种像生气的孩子那样的口吻。‘你甚至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给我坐。我老远地从奥斯纳布吕克赶到这里来，你甚至不请我坐下。’ “海伦笑了。‘这不是我的屋子。是我丈夫租下来的。’ “‘请坐，冲锋队大队长和希特勒的宠儿，’我说，‘不过不要待得太久。’ “格奥尔格怒悻悻地瞅了我一眼，啪的一响坐在一张破旧的长沙发椅上。‘我很想跟我的姐姐单独谈几句话。你脑袋瓜里就不明白吗？’ “‘把我逮捕的时候，你们可曾让我跟她单独谈过话？’我问他。 “‘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 “‘对格奥尔格和他党内的同志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海伦说道，‘当他们屠杀或者逮捕那些不赞成他们的人，还有当他们把你关进集中营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维护祖国那被糟蹋的荣誉——我说的对吗，格奥尔格？’ “‘一点不错。’ “‘他总是正确的，’海伦继续说道，‘从来没有一点疑虑，从来没有一点良心上的不安。他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权力所在的一边。他正像他的元首——世界上最最爱好和平的人，但要人人都按着他说的去做。别人往往全是些捣蛋鬼。我说得对吗，格奥尔格？’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海伦说，‘可样样都有关系。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宽容的城市里，你的自命正直显得何等可笑？尽管你是平民打扮，可你总是穿着高筒靴，为了把人们踩在你的脚下。可是，在这儿，你没有一点权力。现在还没有。在这儿，你没有办法叫我加入你们那个榨人汗水、专横霸道的民社党妇女联合会。在这儿，你没有办法把我当作一个囚犯来对待。在这儿我能够呼吸，而且我决意待在这儿，继续呼吸下去。’ “‘你拿的是德国护照！战争就要爆发，你就要被关进牢房了。’ “‘眼下还不会。不管怎么样，我宁愿关在这儿的牢房里，也不愿住在德国。因为在那儿，你们也非得把我关起来不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我已经呼吸到自由的清新空气，现在我知道离开你们，离开你们的营房，你们的人类配种站，你们那可怕的号叫，离开这些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了。我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 “我站起身来。眼看她把自己暴露在这个怎么也不会了解她的民社党暴发户面前，我受不了。‘这都是他的过错！’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该死的世界主义者。他把你腐蚀了。你且等着，我们会来收拾你的。’ “他也站起身来。他很容易把我毒打一顿。他身形比我大一倍，而当年在集中营里，他们给我上的民族复兴课程又把我的臂肘给搞僵了。‘不准你碰他一根毫毛！’海伦十分轻声地说。 “‘懦夫！’格奥尔格说。‘你干吗非得要袒护他？他难道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吗？’”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这是一件关于纯粹体力的怪事。我们知道，它跟勇气或者性格力量毫无关系。抓在跛子手里的一支枪，能使体力和膂力最强大的一副皮囊萎瘪下去。这些道理你全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觉得羞辱，因为你顶不住那么一个愚蠢的彪形大汉。你知道那不是什么勇气的竞赛，你知道这个恶霸说不定是一个十足的懦夫——但是那也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找寻借口，你要为自己辩护，你觉得像一条蛆虫，因为你不愿意被人家打得稀巴烂。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荒谬。可是那样一来，我们就更加觉得糟糕了。” “如果他真的来袭击我，我一定会起来自卫，”施瓦茨说，“我发誓我一定会起来的。” 我举起一只手。“你干吗要说这一番话，施瓦茨先生？这些事，你用不着向我解释。” 他有气没力地笑了一笑。“我想也是用不着的。我仍然试着要为自己辩护。那就说明它钻得有多深，好像戳进肉里的一根倒刺。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克服这种男人的虚荣心？”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你们有没有打起来？” “没有。海伦开始笑了。‘你要不要看看那个傻瓜，’她对我说，‘他以为如果他把你痛打一顿，那么我会看到你是多么没有男子汉气概。他以为我会后悔，会回到拳头统治一切的那个地方去。’她又转向格奥尔格。‘你竟有脸皮管我丈夫叫懦夫。他却已经显示出甚至比你能够想象的更多的勇气。他来接我。他回到德国把我接出来了。’ “‘什么？’格奥尔格的眼睛差一点从他头上暴了出来。‘到德国来？’ “海伦使自己镇定下来。‘别再说了。我已经来到这儿，我是不会回去的。’ “‘是他来接你的吗？’格奥尔格问。‘谁帮助他的？’ “‘谁都没有，’海伦说，‘你想抓几个人，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像眼下的这副样子——出于反感、憎恨以及逃出他的控制而产生的强烈的胜利的喜悦，她直打哆嗦。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另一个念头却以使人眼花缭乱的力量在我心里出现——复仇的念头。格奥尔格在这儿是没有权力的。他不能吹响警笛去召唤他的盖世太保。他只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我完全怔住了。我必须有所行动，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行动。我不能打架，而且我也不愿意打架。我要的是把这个人干掉。将他从地面上消灭。用不着审讯。你不会去审讯一个罪恶的化身，而我觉得格奥尔格正是那样一个东西。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消灭了他，就可以救出几十个无名的受害者。我走到房门那儿。我也不知道自己准备做些什么。我的头在发晕，我感到惊奇，自己居然没有摔倒。我得单独一个人待着。我必须进行思考。海伦密切地注视着我，可是一句话也没说。格奥尔格轻蔑地瞅了我一眼，又坐了下去。‘终于走了！’当我随手把门关上的时候，他咆哮着说。 “我走下楼梯。气味从厨房里冲上来：午餐时吃的鱼。下一层楼梯平台上有一只意大利式的箱子。我打这儿不知道走过多少次，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这会儿，我端详着那上面的雕刻，好像我打算把它买下来似的。随后，我继续往前走，如同一个梦游病人。三层楼上，有扇房门开着。屋子里漆的是浅绿色，窗户洞开着，有个女侍在翻弄褥垫。很奇怪，当你非常激动，自以为一样东西也看不见的时候，你却样样都注意到了。 “到了二层楼，我去敲一个熟人的房门。他名叫菲舍尔，有一回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的手枪。他把它留在身边，因为它使生活容易忍受一些。他爱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结束他那倒霉的流亡者生活，这给了他一种幻觉，仿佛他是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继续生存下去的。 “菲舍尔出去了，可是他的屋子没有上锁。他也没有什么需要隐藏起来的东西。我走进去等他回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向他借那支手枪。要在旅馆里把格奥尔格杀死是荒唐的，这一点我很清楚。那样会使海伦、我自己以及住在这里的其他流亡者遭遇危险。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尽量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没有成功。我只是坐在那儿，茫然地向空中瞪视着。 “一只金丝雀开始啾啾地鸣起来。它给关在一个铁丝鸟笼里，挂在几扇窗子中间。我原先没有注意到，听到叫声便惊跳起来，好像什么人跟我撞了个满怀似的。接着，海伦走进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问。 “‘没有干什么。格奥尔格在哪儿？’ “‘他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菲舍尔的屋子里已经待了多久。不会太久的，我似乎觉得。‘他会回来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很顽固。你干吗要走开？光留下我们两个人？’ “‘没有什么，海伦，’我说，‘我只是实在再也受不了看他那副嘴脸。’ “她站在房门口，瞅着我。‘你恨我吗？’ “‘恨你？’我十分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我这个念头，是在格奥尔格走了之后在我心里出现的。要是你不跟我结婚，所有这一切你都不会碰上了。’ “‘这些事情还是会碰上的。或许会更糟。说不定按他那一套专横的做法来说，因为你的缘故，格奥尔格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他们没有把我赶进通电的有刺铁丝网，他们没有把我吊在肉钩上……我，恨你？这样一个念头，亏你想得出来！’ “蓦然间，我从菲舍尔的窗子里看到了绿色的夏季。房间在房子的后部，庭院里有一株栗树，阳光从树叶的罅隙里滤下来。我的歇斯底里，仿佛宿醉到了快近薄暮的时候一样，逐渐消失。我又清醒过来。我知道那一天是星期几，我知道外面是夏天，知道我是在巴黎，知道你不会像打死兔子那样把人们打死。‘我倒是更容易想象你是在恨我，’我说，‘或者瞧不起我。’ “‘瞧不起你？’ “‘是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叫你弟弟不来找你。因为我……’ “我没有再说下去。刚才逝去的那会儿工夫，已经离得很远了。‘咱们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在这间屋子里？’ “我们走到了楼上。‘格奥尔格说的话，句句确实，’我说，‘这一点你应当明白。要是战争爆发，我们都将成为敌国的侨民，你比我甚至更危险。’ “海伦打开了门窗。‘闻到一股军队皮靴和恐怖的臭味，’她说，‘让夏天进来吧。咱们把窗子开着出去。午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 “‘是的，离开巴黎的时候也已经到了。’ “‘为什么？’ “‘格奥尔格会想法带着警察来找我的麻烦。’ “‘他不知道你的护照是假的。’ “‘这一点他估计得出。而且他一定会回来。’ “‘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会摆脱他的。咱们现在出去吧。’ “我们到了司法宫后面的一家小饭店里，在人行道上找了一张桌子吃东西。家常肉馅饼，红酒炖牛肉，沙拉，还有卡芒贝尔干酪。我们还喝了一瓶武夫赖白葡萄酒，最后还喝了咖啡。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连那金黄色的面包皮和有点碎裂的咖啡杯我都没有忘记。我觉得筋疲力尽，可同时又满怀感激之情，倒不是一个具体什么人，而是所有人。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又黑又脏的水沟里逃了出来，可是连回过头去望一眼都不敢，因为我自己已经不自觉地也成了这种脏东西的一部分。然而，我现在毕竟已经逃了出来，眼下正坐在一张铺着红白格子台布的桌子旁边，觉得又干净又安全。阳光透过酒浆，显得黄橙橙的，麻雀在一堆马粪上唧唧啾啾地聒噪，店老板养的一只猫吃得饱饱的，正在没精打采地望着它们，一阵微风吹过静谧的广场，这样美好的生活，只有在我们的梦境中才会出现。 “后来，我们在色彩美妙的巴黎午后徜徉漫步，在一家小小的服装公司的橱窗外面立定了。在那儿，我们常常是站着观看的。‘你应当买一套新的衣服。’我说。 “‘眼下？’海伦问。‘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那不是浪费吗？’ “‘是的，’我说，‘那也正是咱们非买不可的原因。’ “她吻了我一下。‘好吧。’ “我闷声不响地坐在靠近后房门口的一把扶手椅里。那女裁缝把一套又一套的衣服拿进去，海伦马上一套又一套地试穿着，那么全神贯注，差点儿把我给忘了。我听到女人们的嗓音忽前忽后地响着，也看到一套套衣服从开着的门口掠过去，偶尔还瞥见海伦那袒露着的晒黑的脊背。我被一种轻微的倦意制服了，一种没有想到会死的毫无痛苦的死亡。 “当我意识到为什么要叫海伦买一套衣服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几分羞愧。这是对那一天，对格奥尔格，对我的无能为力的反抗——为我自己辩护的幼稚的企图。 “等到海伦穿着一条十分宽松、色彩绚丽的裙子和一件短款紧身黑色毛线衣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从昏眠状态中醒了过来。‘真是恰到好处！’我说。‘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 “‘价钱可贵得很呢！’海伦说。 “那个裁缝向我们保证，这套衣服是根据一个名门望族创制的式样做出来的——一句动听的谎话，可是我们也不去介意了。我们拿了那包衣服，高高兴兴地走出来。把一件你本来买不起的东西买了下来，这就很好，我想。这件事的轻率赶走了格奥尔格的阴影。那天晚上，海伦便把这套新装穿上了，后来，我们在半夜里起来，眺望窗外那浴着月光的城市时，她又穿上了这套衣服——总是不能满足，只好节约睡眠，心里非常清楚，时间已经不多了。” 11 “所有这一切，现在留下了什么呢？”施瓦茨说。“色彩已经开始褪色了。时间顺序已经变得模糊，风景已经消失了它的外形，除了在变幻的光芒下一张呆板的图片，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甚至还不是一张连贯的图片——更像是一些从记忆的阴暗之流中浮现出来的支离断续的形象：旅馆的窗户，袒露的肩头，幽灵般在空中徘徊的絮语，绿色房顶上空的光芒，黑夜里河流的气味，巴黎圣母院那灰色石头上的月亮，她那张洋溢着热爱与忠诚的脸，另一张在普罗旺斯和比利牛斯山的脸，随后还有那最后一张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严峻的脸，这张脸想把所有其他的脸都排挤出去，仿佛其余的都是错误的似的。” 他扬起脑袋。脸上又一次出现了那种痛苦的神情，尽管他试着要勉强装出一抹微笑。“留下来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他说，指了指他的脑袋，“甚至在我脑子里，那也不见得会比一件衣裳放在满是蛀虫的壁橱里更为安全。我把这些事讲给你听，就为了这个缘故。你会把它安全地保存下来，因为在你那儿没有什么危险。你的记忆不会为了挽救你自己而把它抹掉，而我的记忆为了挽救我自己却会把它抹掉。在我这儿，那会受到糟蹋。甚至在此刻，那最后一张严峻的脸如同癌症一样还在把别的几张脸排挤出去——”他的嗓音提高了“—可是，那别的几张脸却是真正的脸。那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那陌生的、可怕的、最后的……” “你们在巴黎有没有住下去？”我问。 “格奥尔格又来过一次，”施瓦茨说，“他试着用感情来打动，又试过威胁。他来的时候，我不在家。直到他离开旅馆的时候，我才看到他。他把我拦住了。‘你这个下流坯！’他低声说道。‘你在毁掉我的姐姐。可是，你且等着。我会赶上你的。过几个星期，我会把你们两个人都抓起来。到那时候，我的朋友，我会亲自来照顾你。你会向我屈膝下跪，恳求我把你了结——如果你还能够开口的话。’ “‘我很容易想象出来那个情景。’我说。 “‘你什么也想象不出来。要是你想象得出，那你早就会离开了。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如果我姐姐在三天之内回到奥斯纳布吕克，那我就把一部分的宿仇忘了。在三天之内。我把意思讲清楚了没有？’ “‘你从来都不话里藏话。’ “‘是吗？哦，就是不要忘记我姐姐一定得回去。你自己也明白，你这个畜生。她有病在身。你别装作不知道。你蒙骗不了我！’ “我盯着他看。我摸不透这是他编造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事，或者他只是重复海伦第一次要去瑞士的时候告诉他的话。‘不，’我说，‘这事情，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呃？那倒方便。你这个说谎的家伙。她需要一位医生。而且还得赶快。写信给马顿斯，问问他。他是知道的。’ “两个人——给白花花的阳光映衬出来的黑乎乎的形象——正在自门厅那开着的门里穿过。‘三天之内，’格奥尔格说，‘要不，你会把你那个倒霉的灵魂一点一点地呕出来。我马上就要回到这里！穿着制服！’ “那两个人此刻已经到了门厅里。他从他们中间推推搡搡地挤过去，大踏步走了。那两个人绕过我身边，登上楼梯。我跟着他们上去。海伦站在她那个房间的窗前。‘你碰见他了？’她问。 “‘碰见了。他说你一定得回去，因为你病了。’ “她摇了摇头。‘亏他什么事情都想得出来！’ “‘你病了吗？’我问。 “‘胡说！’她说。‘那只是我编造出来的，为了要弄到一张护照。’ “‘他说马顿斯也知道。’ “海伦笑了。‘他当然知道。你难道不记得了吗？我们在阿斯科纳的时候，他还给我来过一封信咧。整个事情，都是我跟他一起安排的。’ “‘这样说来，你没有害什么病，海伦？’ “‘我难道看起来像得病了？’ “‘没有，可是那也证明不了什么的。你当真没有害什么病吗？’ “‘没有，’她不耐烦地说，‘格奥尔格还讲了别的什么话吗？’ “‘照例有的威胁呗。他要你干什么？’ “‘同样的事。我想他是不会再来了。’ “‘首先，他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海伦古怪地微笑着。‘他认为我是属于他的。他认为我应当一切按照他的话去做。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哪怕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做弟弟的往往是这样。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家庭的利益。我恨他。’ “‘就为了那个缘故？’ “‘我恨他。那就够啦。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战争就要爆发了。他认为那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都不吱声了。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车辆，声音似乎越来越响了。古监狱后面，圣礼拜堂的尖顶高高地耸入了晴空。我们听到报童的叫卖声，压倒了汽车的马达声，正如鸥鸟的啾鸣，掩盖了大海的咆哮。 “‘我不可能保护你。’我说。 “‘那我知道。’ “‘你会被拘捕起来。’ “‘那你呢？’ “我耸了耸肩膀。‘他们大概也会把我拘捕起来。我们也许要被隔离。’ “她点点头。 “‘法国的牢房可不是什么疗养所。’ “‘德国的牢房也不是。’ “‘在德国，你是不会被监禁的。’ “‘我要待在这儿，’海伦说道，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手势，‘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你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现在，把这件事忘了吧。我要待着。这跟你一点不相干。我就是不愿意回去。’ “我瞅着她。 “‘去他的什么安全！’她嚷道。‘我讨厌这种小心谨慎。我早就觉得腻烦了。’ “我用胳膊搂住她的肩头。‘嘴里说说是容易的，海伦……’ “她把我推开了。‘那就不要来管我！’她尖叫着说。‘走开，你用不着负责。不要来管我！离开我，我一个人能对付。’ “她瞅着我，好像我是格奥尔格似的。‘不要装得像一只老母鸡！你什么事也不懂！不要用你的烦恼啊怕负责任啊来闷死我！我要离开，绝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这一点，你得尽力刻进你的脑袋里去。那绝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要离开，是为了我自己！’ “‘那个我知道。’ “她回到我面前。‘你一定得相信我，’她温和地说，‘不管表面上怎么样。我非得离开不可。你回来不过是件意外的事。你一定要了解。安全不是一切。’ “‘那是对的，’我说，‘可是，你安全是为了别人，如果你爱他们的话。’ “‘天下根本没有什么安全之类的东西，’她说，‘不要来反驳我了。我知道！我知道得比你更清楚。我已经把整个事情反复考虑过了。你怎么也不会知道我考虑得多么周密。咱们不要再讨论它了，我亲爱的。夜晚在等着我们。在巴黎，对我们来说，不会再有多少个夜晚了。’ “‘要是你不愿意回到德国去，那么就去瑞士，好不好？’ “‘格奥尔格说，纳粹就要进犯瑞士了，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进犯比利时一样。’ “‘格奥尔格也不是样样都知道的。’ “‘眼下就让我们待在这儿。说不定整个事情全是假的。将要发生的事，他怎么能够确切知道呢？以前也好像要爆发战争了。可后来，却来了个《慕尼黑协定》。为什么就不能够来第二个《慕尼黑协定》呢？’ “我不知道她是确实相信她自己所说的话呢，还是只不过想办法使我安心。迎合你希望的事，总是很容易相信的。那天晚上，我就是那么相信了。法国怎么能打仗？它一点准备也没有。它非屈服不可。法国人干吗要为了波兰人而出兵去打仗？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也没动过一根手指头啊。 “十天过后，边境就被封锁。战争爆发了。” “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被逮捕了，施瓦茨先生？”我问。 “我们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被禁止离开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讽刺。五年来，他们一直要赶我出去——随后，蓦然间，他们却又不让我离开。你当时在哪儿？” “在巴黎。”我说。 “你是不是也被关在室内自行车赛车场里了？” “当然。” “我记不起你的脸了。” “赛车场里的流亡者有好几百个咧，施瓦茨先生。” “你还记得宣战之前的最后几天吗？当时巴黎已经实施灯火管制了。” “当然记得！那时节，仿佛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漆黑一团了。” “街角上那些小小的蓝莹莹的灯光，”施瓦茨说，“它们使我想起医院里的夜明灯。在那寒冷的蓝幽幽的黑暗里，城市仿佛在害病。一阵哆嗦通过你的全身。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备一点现款，于是就卖掉了施瓦茨留给我的那些绘画中的一幅。那时候出卖东西，行市可不好。我先去找的那个商人，只肯出很少的钱。我不愿意做这笔交易，把画拿了回来。最后，我把它卖给了一个有钱的流亡者，这个人从前在德国跟电影业有联系。他不信任货币，因此凡是能够到手的，他都把它们买下来。我把最后一幅画留给了旅馆老板，让他妥善保存。随后，警察就来找我了。那是在下午，一起来的有两个人。他们要我向海伦告别。她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眼睛闪闪发光。‘这是不可能的。’她说。 “‘不，这是可能的，’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过后还会来找你呢。我们最好不要扔掉我们的护照。你也把它保存好。’ “‘你说得对，’有一个警察用很地道的德语说，‘最好还是把它们保存好。’ “‘谢谢你，’我答道，‘你能不能让我们单独告个别？’ “那警察朝门口望了一眼。 “‘如果我要逃跑的话，那我在几天之前早就走掉了。’我说。 “他点点头。我同海伦一起走到她的房间里。‘事情当真发生的时候，’我说，‘跟你仅仅谈论谈论的时候，情况可不一样啦，是吧？’于是我用胳膊搂住她。 “她挣脱了。‘我今后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们照例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讨论。我们有两个地址，一个是旅馆，另一个是由一位法国朋友负责转寄。警察来敲门。我就把门开了。‘你随身要带一条毛毯，’他说，‘只有一两天工夫，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带一条毛毯，另外带一点吃的。’ “‘我没有毛毯。’ “‘我去替你拿一条来。’海伦说。她把我们手边有的食品急忙包扎起来。‘真的只要一两天工夫吗？’她问。 “‘最多两天，’那个警察说，‘只是检查一下你的身份证，总是这一类的事。C’est la guerre, Madame.[47]’ “这句话，我们是经常听到的。” 施瓦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点上了。“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警察局的等候，别的流亡者源源不绝地涌进来，仿佛他们全是危险的纳粹党人而被逮捕似的，坐在囚车里开往地方警署去的那段行程，还有到了警署之后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你也去过勒宾大厅吗？” 我点了点头。勒宾大厅是警署里一间很大的屋子，有几分像电影院，他们平时在那里为警察们放映训练影片。里面有一张银幕和几百个座位。“我在那边待过两天，”我答道，“到了夜里，他们带我们到一间很大的藏煤地窖，里头有长凳可以让我们睡觉。到了早晨，我们都像是扫烟囱的工人。” “一连好几天，我们就坐在那些椅子上，”施瓦茨说，“我们被搞得脏透了。没有多久，我们果然都像是罪犯的样子，他们本来也是把我们当作罪犯抓来的。格奥尔格对我算是报了仇，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策划。我们的住址，他是通过警署知道的。有人替他查看了档案。他没有隐瞒他的党员身份——这一点现在就被提出来了。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我一天被提审四次，追问我跟格奥尔格和民社党的关系。起初我笑了起来，事情也太荒谬了。可是继而我发现，荒谬的事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拿德国的党作为例子——而现在，在官僚主义和战争的冲击之下，连法国这个理性之乡，似乎也发了疯。格奥尔格自己不知道，在他后面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战时，被当作间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每天都有一批新的受惊的人被带了进来。前线还没有杀死过一个人——才子们管它叫la dr?le de guerre [48]——可是一种战争的气氛，却像瘟疫一样停留在这个国家的上空。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人们再也不是一个个的人了——根据军事标准，他们被区分为兵士、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不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以及敌人。 “在勒宾大厅里关到第三天，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我们当中有几个已经被带走了。其余的人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东西。生活差到了只给一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然而，我们并没有太意气消沉。跟一个德国的集中营相比，这里算不了什么。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也许被踢上一脚或者被推搡一下，如果你对命令反应得迟钝一点的话。可是普天之下，权力终归是权力，警察终归是警察嘛。 “所有这些审讯，弄得我十分疲累。在讲坛的银幕下面，我们那些武装的警卫坐成一排，腿伸在前面。灯光惨淡的屋子，空洞肮脏的银幕，还有坐在底下的我们——一幅仿佛象征着人生本身的阴沉画面：你往往不是囚徒，就是警卫，不过可以自由决定你在这块空白的银幕上要看的是哪一种影片——一部教育电影，一部喜剧，还是一部悲剧。末了，只剩下这块空白的银幕，一颗饥饿的心，以及权力的愚蠢代表。从这些人的举止行动来看，仿佛他们是永世长存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虽然那些银幕上已经空白了好多年了。事情总是这样的，我心里想，从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有一天，我消失不见了，也不会有人更聪明一些。你知道那样的时刻——那时候希望都没有了——你是体验过这种生活的。” 我点点头。“默默地自杀的时刻。你的反抗已经没用了，你不假思索，几乎是偶然地走上了绝路。” “房门开了，”施瓦茨接着说道，“跟走廊里黄橙橙的灯光一起，海伦走进来了。她拿着一只篮子和两三条毛毯，胳臂上挽着一件豹皮大衣。从她走路的样子和脑袋的姿势，我认出了是她。她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会儿。随后，她从一排排座位前面走过来，一边寻找着。她就从我身边走过去，却没有看见我。这跟上一回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样。‘海伦！’我叫道。 “她转过身来。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朝我瞅着。‘他们是怎么样折磨你的？’她愤怒地问。 “‘也没怎么样。我们睡在一个藏煤的地窖里，脸色就显得难看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被捕了，’她说，带有一点自豪的口气，‘就跟你一样嘛。而且比别的女人还早一些。我希望在这儿会遇到你咧。’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呢？’ “‘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 “‘我也是啊。因为我的护照是在有效期内的。’ “‘这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刚才被审问过。他们跟我这样说了。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流亡者。女人嘛，眼下他们还没有去逮捕。那个头发上抹润发油的矮个子这样告诉我的。审问你的是不是他？他身上有股蜗牛的味儿。’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样样东西都有股蜗牛的味儿。谢谢上帝，你把毛毯给带来了。’ “‘凡是我能带的，我全带来啦。’海伦打开篮子。两个瓶子碰出了叮当的响声来。‘干邑白兰地，’她说，‘不是酒。重要的是那股力量。吃的东西怎么样？’ “‘跟你指望的差不多。他们让我们派人出去买三明治。’ “海伦弯下身子，仔细察看我。‘你们看起来像是一船非洲奴隶。你不能洗洗干净吗？’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不过那倒不是卑鄙龌龊，只是杂乱无章罢了。’ “她把干邑白兰地拿了出来。‘瓶塞已经拔掉了，’她说，‘是旅馆老板给我开的。他很和善。他说我到这儿来找不到开瓶器。喝吧！’ “我喝了一大口，然后把酒瓶递还给她。‘我连酒杯都带来了，’她说，‘这是我向文明的致敬。让我们坚持下去，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她把酒杯斟满，喝了。‘你有一股夏天和自由的味儿，’我说，‘外面情况怎么样？’ “‘就跟平时一个样。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天空是蔚蓝色的。’她望着讲坛上的那一排警察，笑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室内靶子场。你朝那儿上面的人形靶射击，要是有一个倒下来了，你就可以赢得一瓶酒，或是一个烟灰缸。’ “‘这儿，拿着枪的却是那些人形靶咧。’ “海伦往她的篮子里摸索，掏出一块馅饼。‘老板送的，’她说，‘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还写了一个字条：La guerre, merde！[49]这是一块禽肉馅饼。我带来了几把叉子和一柄刀。我再说一遍：文明万岁！’ “我突然觉得很高兴。海伦在那儿，什么也没有损失。仗仍然没有打起来，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被释放，这个消息是确实的。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到我们就要被分开了。我要被送往白鸽城的中转营，海伦被送往侯葛特监狱。即使他们相信我们已经结了婚，那也帮不了什么忙。结了婚的夫妇一样要被分开。 “得到一个好心肠的警卫的许可，我们在地窖里彻夜未眠。有人带来了几支蜡烛。我们这批人里面，有的早已被用船装走了，留下来的，仍然还有一百来个。其中有不少是西班牙难民。在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居然被围剿逮捕，这种颠倒的做法实在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它使你想起德国。 “‘他们干吗要把我们分开呢？’海伦问道。 “‘我不知道。那倒不是残酷，而只是愚蠢。’ “‘如果他们把男人和女人关在一个营房里，’一个矮小的西班牙老头儿说，‘那么除了嫉妒和打架，就不会有别的事了。你们被拆散，为的就是这个道理。C’est la guerre！[50]’ “海伦穿着豹皮大衣，睡在我身边。有几张舒适的软垫长凳，可是都留给几个年长的妇女去用了。她们当中有一个人，愿意把她的长凳从三点到五点让给海伦去睡，可她没有接受。‘以后我单独一个人睡的时间还多着咧。’她说。 “那是离奇的一夜。人声逐渐沉寂下来。那些年长的妇女停止了抽泣。她们当中，不时会有一个人哽咽着醒过来，但是马上就沉沉睡去，像被闷住在黑羊毛里似的。蜡烛一支接着一支熄灭了。海伦睡在我的肩膀上。在睡梦中，她用两条手臂搂着我，等她醒来的时候，便嘟嘟囔囔地跟我絮语着。她说的话，有时候像一个孩子，有时候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这些话，人们在白天是不会说的，甚至在正常情况下，哪怕在夜里也是不会说的——痛苦和离别的话，拒绝离别的身体的话，皮肤的、血液的话，哀叹的话，世界上最最古老的哀叹：为什么我们不能待在一起，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要先走，为什么死神一直在猛拉我们的手使我们向前移动，哪怕我们已经累了，哪怕我们只是试着要把永恒的幻想保持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后来，她的脑袋慢慢地从我的肩膀上滑下去，到了我的膝盖那儿。我用双手捧住她的头，看她在最后一支烛光中呼吸。我听到有些男人站起来，在一堆堆煤块里摸索着，想找个地方去撒尿。微弱的烛光在摇曳，硕大的黑影在跳动。接着，最后一支烛光也熄灭了，于是只有那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回荡着鼾声的黑暗。有一次，她突然惊跳起来，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我在这儿，’我悄悄地说，‘不要害怕。一切都很好。’ “她躺了下去，吻着我的双手。‘是的，你在这儿，’她咕咕哝哝地说，‘永远跟我待在一起。’ “‘我会永远跟你待在一起的，’我悄悄地说，‘哪怕万一我们稍稍分离一段时间，我也总是会找到你的。’ “‘你会找到我吗？’她咕咕哝哝地说，一下又睡着了。 “‘我总是会找到你的。总是会的！不管你在哪儿。正像我上一回找到你的时候一样。’ “‘那就好。’她叹了口气，把脸转过来，让它搁在我的一双手里，好像搁在一只碗里似的。我没有睡。我不时感觉到她的嘴唇触着我的手指，有一次，我认为我还感觉到了她的眼泪。可是我没有吱声。我十二分爱她，我似乎觉得我过去从来不曾，哪怕在占有她的时候也不曾这样热烈地爱过她，像在这样一个回荡着鼾声、偶尔还传来把尿撒在煤块上的古怪咝咝声的肮脏的夜里。我非常平静，我自己已被爱情抑制得沉默了。于是早晨来临了，惨淡的、最初的灰暗来临了，它偷偷地盗走了各种色彩，并使皮肤下面的骨骼都暴露出来。蓦然间，我仿佛觉得海伦正在死去，认为我必须把她惊醒，让她活着。她醒了过来，睁开一只眼睛。‘你以为我们能弄到一点咖啡和羊角面包吗？’她问。 “我满心高兴。‘我去设法收买一个警卫。’我说。海伦睁开另一只眼睛，向我瞧着。‘出了什么事啦？’她问。‘看你这副样子，好像中了头彩似的。咱们难道就要被释放了吗？’ “‘不，’我说，‘我把自己释放了。’ “她睡眼惺忪地在我手里转动着脑袋。‘你就不能让你自己安静一点吗？’ “‘行，’我说，‘实际上，我也非得安静一点不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害怕。我不会有多少机会来做出我自己的决定。这是一个安慰，如果你像那样子来考虑事情的话。’ “‘样样事情都是一个安慰，’海伦说道，打了一个呵欠，‘只要我们活着，样样事情都是一个安慰，这一点你知道吗？你觉得他们会把我们当作间谍来枪毙吗？’ “‘不。他们会把我们拘禁起来。’ “‘被认定不是间谍的难民呢？也会被拘禁起来吗？’ “‘会的，凡是抓得到的，他们都会加以拘禁。他们早已把那些男人给逮捕啦。’ “海伦把身子撑起一半。‘这样说起来，那还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释放得快一些。’ “‘这你也很难说。说不定正因为他们把我们当成了间谍，我们得到的待遇反而会好一些。’ “‘那是胡扯，海伦。’ “她摇了摇头。‘这倒不是胡扯。这是经验之谈。你难道不懂得在这个世纪里，清白无辜是最严重的罪行，而清白无辜的人往往会受到最严酷的处罚吗？依我看，你大概要在两个国家里遭到逮捕之后才会懂得这个道理呢。你和你那关于正义的美梦！干邑白兰地酒还有没有？’ “‘干邑白兰地，还有馅饼。’ “‘两样东西都给我，’海伦说，‘这是一顿奇特的早餐，可是我担心，我们面前还有冒险生活咧！’ “‘这样来看问题倒很不错。’我说着，把干邑白兰地递给她。 “‘也只能这样了。难道你甘心在苦难中死去？一旦你丢掉了正义的观念，那就不难把整个事情看作是一种冒险了。你同意不同意？’ “那陈年的干邑白兰地和新鲜馅饼的好闻香味在海伦周围回荡，仿佛一股幸福的气味。她兴致勃勃地吃着。‘我没有想到在你看来竟是这样的简单。’我说。 “‘不要为我操心，’她说着，从篮子里拿出几块白面包，‘我会好歹对付过去的。正义这东西，对女人家来说，没有像对你们那样有意义。’ “‘那么女人关心的是什么呢？’ “‘这个。’她指了指面包、酒瓶和馅饼。‘吃吧，亲爱的。我们会历尽艰辛而活下来的。十年以后，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冒险了，我们会把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的朋友，让他们听到厌烦为止。吃吧，你这个用假名的人。我们现在吃掉，省得以后携带了。’” “我不想把所有的详情细节统统告诉你了，”施瓦茨说，“你总知道流亡者的处境。我在白鸽城体育场只待了几天。海伦已经被送到小丘监狱去了。我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旅馆老板到体育场来了。我只是老远地看到他，我们是不准跟来访者讲话的。那老板留下一块小小的糕点和一大瓶干邑白兰地。在那糕点里我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夫人身体很好，精神很愉快。她没有什么危险。估计会被送往正在比利牛斯山修建的一个妇女营去。有信可以寄旅馆收转。Madame est formidable！[51]’折起来放在糕点里头的，还有海伦亲笔写的一张小小的纸条。‘不用担心。危险已经过去了。那仍然是一桩冒险行动。不久后会跟你相见。爱。’ “她成功地突破了封锁——一种极其粗心大意的封锁，可是我仍然想象不出她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后来，她把情况告诉我了。原来她老是嘀咕，有些重要的证件她还留在她的屋子里，于是他们就派了一名警察押送她到旅馆去。她把那个小纸条塞给老板，并且悄悄地告诉他怎么样送出去。那个警察对付相爱的男女有个弱点，当时他闭上了一只眼睛。结果她并没有带回什么证件，而是带回了香水、干邑白兰地和满满一篮食品。她爱吃。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她怎么会老是那么瘦的。在我们自由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觉醒来，发现她睡的地方没有人了，那我只要到我们放食品的角落里去——她总是坐在那儿，浴着月光露出一丝欢乐的微笑，啃着一块火腿骨头，或者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饭时剩下来的一点甜食，而且还拿着酒瓶喝着酒。她活像一只半夜里饥饿的猫。她告诉我，她被捕的时候，那旅馆老板正好在烤馅饼，她居然叫警察等到馅饼烤好。那馅饼正巧是她挺喜欢的那一种，她就认为非得带一点走不可。要是不让带走，她干脆拒绝上路。那警察嘟嘟囔囔地埋怨了几句，结果还是屈服了。他们不喜欢把人们拉到囚车上去。海伦甚至还记得带走了一包餐巾纸。 “第二天，我们被装上汽车，向比利牛斯山进发。这首由恐怖、喜剧、逃跑、官僚政治、绝望和爱情组成的史诗开始了。” 12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施瓦茨说，“我们的时代将被认为是一个讽刺的时代。不是十八世纪那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而是一个技术上进步、文化上倒退的粗野时代的那种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讽刺。希特勒不断地叫嚣，他是和平的信徒，别的国家却把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他不仅向全世界这样宣扬，而且他自己也这样相信。五千万德国人也跟着他信以为真。其实，只有他们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扩充军备，别的国家可没有一个在准备战争，这个事实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看法。另外一个讽刺是，我们这批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居然又被关进了法国的集中营。对于这件事，你甚至也不能过于愤慨——一个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作战的国家，有着比难民的绝对正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我们没有受到拷打，没有遭到毒气虐杀，也没有被枪杀，只是被拘留。我们再能指望一些什么呢？” “你是什么时候再次见到你的妻子的？”我问。 “没隔太久。你在韦内待过没有？” “没有，可是我知道那是法国最糟糕的集中营之一。” 施瓦茨冷笑了一声。“那是一个程度问题。你知道那些被投进一锅冷水里去煮的蟹的故事吗？当水温升到五十度的时候，它们尖叫着说忍受不了了，哀叹不如水温只有四十度时的那种幸福时刻；后来温度上升到六十度的时候，它们就哀叹不如只有五十度的时候，后来上升到七十度的时候，又哀叹不如只有六十度的时刻，如此等等。韦内比起最好的德国集中营要胜过一千倍，正像一个没有死刑毒气室的集中营，要胜过一个有死刑毒气室的集中营一般。” 我点点头。“你后来怎么样呢？” “不久，冷天来了。很自然，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毛毯，而且也没有煤。原因自然是法国人的管理不善。但是，当你挨冻的时候，苦痛就更加难熬。我不愿意描绘集中营里的冬天来让你无聊。要讽刺一番，这未免太容易了。如果海伦和我承认自己是纳粹党人，那我们就会过得好些——我们会被送到一个特殊的集中营去。当我们挨饿受冻，还在拉肚子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些被拘留的非难民——德国俘虏的图片。他们有刀叉、桌椅、床铺、毛毯，甚至还有他们专用的食堂。报纸用自豪的语气，报道法国如何优待敌国的侨民。对付我们这些流亡者，不需要温文尔雅。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我做到随遇而安。我接受海伦的劝告，丢掉正义的观念。劳动后的晚上，我往我那床——用稻草铺就的一米宽、两米长的‘铺位’上一坐，便开动我的脑筋。我训练自己，要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与我个人毫不相干的一个过渡时期。某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我要学会像一只机灵的野兽一般立刻反应。极度伤心也能像痢疾一样容易致你死命，而正义乃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这个话你当真相信吗？”我问。 “不，”施瓦茨说，“可我只能一直喋喋不休地反复说，直至把它印进我的头脑里去。正是那些不公道的小事——面包片比较小，而工作量却比较大——叫人最难忍受。你必须学会不要把这些日常的气恼小事放在心上，否则你对小事的怨恨会抹掉你对大事的认识。” “原来你生活得像是一只机灵的野兽。” “是的，一直到海伦寄来了第一封信。那是在两个月之后。信是由我们在巴黎住过的那家旅馆转来的。我觉得仿佛一扇窗从一间阴暗闷热的屋子里打开了。外面的生活很沉寂，可是至少它又存在了。她的信来得没有规律，有时候一连几星期都不见她来一封信。这些来信是怎样改变和增强我对海伦的印象的，说起来真是奇怪。她在信上讲起她的情况很不错，又说她终于被送到了一个集中营里，而且被安排了工作，先是在厨房里，随后在集中营的商店里。有两次，她居然还寄给我一包食物，怎样寄的，用什么妙计，行了什么贿赂，我都想象不出来。我开始从信里看到一张新的脸。那中间有多少成分是由分居两地、我自己的欲望和想象力的驰骋形成的，我不知道。当你离群索居，只跟几封信打交道的时候，样样东西都会呈现出几乎一种神奇的比例。这你是知道的。随便写下的一句话，如果在别的情况下本来是毫无意义的，却能变成足以毁灭你生存的霹雳，而另一句跟上面一句同样毫无意义的话，却能给你几星期的温暖。你会花掉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去仔细考虑写信的人在把信一封起来就忘记的事情。一张照片寄来了，海伦站在营房外面，跟另外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是集中营的法国工作人员，她这样写道。” 施瓦茨抬头望了一眼。“我无比仔细地研究了那个男人的脸！我从一个钟表师傅那儿借来了一个放大镜。我捉摸不出海伦为什么要寄给我这样一张照片。说不定她在寄照片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有想。或者，她是想过的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受？” “人人都有过，”我说，“拘留犯的精神变态。没什么特别的。” 酒吧老板交给我们一张账单。我们是最后两个客人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的？”施瓦茨问。 酒吧老板告诉我们一个地方。“他们还搞到了一些姑娘，”他说，“又标致又丰满。价钱也不贵。” “别的去处难道就没有了吗？” “据我所知，在夜里的这个时辰还开着的，确实没有了。”他把短上衣穿上了。“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带你们到那边去。我反正已经没有事啦。那些姑娘可是相当狡猾的。我会留神不让你们受骗。” “不要姑娘的话，我们能坐在那儿吗？” “不要姑娘？”那个人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随后，脸上露出龇牙咧嘴的笑容。“不要姑娘？哦，我明白了。行啊，当然了。不过，他们只有姑娘。” 我们走出屋子，到了外面的街上，他一直目送着我们。这是一个美妙的黎明。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可是盐的味道却已经更浓重了。车辆爬过街头，咖啡和睡眠的气味从开着的窗子里飘送出来。灯光都已经熄灭了。我们听到几条街之外一辆看不见的大车驶过的隆隆声。一艘艘渔船浮在不平静的塔霍河上，仿佛盛开着的一朵朵黄色和红色的睡莲，而在下面，又惨淡，又沉静，没有一点人工的光芒，停泊着那条轮船，那艘方舟，那个最后的希望。我们朝着它走下山坡。 这家妓院相当阴沉。四五个又肥胖又邋遢的女人，坐在那儿抽烟或者打牌。没精打采地做了一番吸引我们兴趣的尝试，她们就不来打扰我们了。我望了下表。“不会再待多久的，”施瓦茨说，“而且，不到九点，领事馆也不会开门。” 这一点，我知道得跟他一样清楚。他似乎并不知道的是，讲和听可不一样。 “一年仿佛是一段永无穷尽的时间，”施瓦茨说，“后来，时间似乎一点也不长了。一月里，我们在营房外面劳动，我试图逃跑过一次。两天之后，我就被抓住了。那个臭名昭著的C中尉用马鞭抽打我的脸。有三个星期，我被单独监禁起来，只准吃点面包和清水。第二次我试图逃跑的时候，当场就被逮住了。从此，我便放弃了越狱的念头。没有定量供应卡和身份证几乎是无法走动的。任什么宪兵都可以把你抓起来。而且要到海伦的集中营去，路途可远着咧。 “后来，我们的情况改变了。五月，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过了四个星期，战争就结束啦。我们是在未占领地区，可是消息沸沸扬扬地流传，说是有个军事委员会或者甚至盖世太保就要来视察这个集中营。我猜想你总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一场惊慌吧？” “记得，”我说，“惊慌，自杀，释放我们的请愿，还有往往会使这种请愿不能实现的官僚主义的无能。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有时候，会有那么一个聪明的集中营司令官，由他自己承担责任，把难民释放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这是真的，后来在马赛[52]，或者在边界上又被逮捕了。” “在马赛！那个时候，海伦和我身边都有毒药，”施瓦茨打断我的话说，“小小的胶囊。它会给你的心灵带来致命的宁静，是我集中营里一个药剂师卖给我的，总共有两粒。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可是我相信他的话，他说你要是吞下一颗，包管你死得快，而且几乎没有一点痛苦。他说，这毒药给两个人服用足够的了。他所以要把它卖给我，是因为他害怕哪天夜里，陷于绝望的时候，他自己就在黎明之前把它吃了。 “我们好像泥制靶子排成的队列一般。失败来得太快了。谁也不曾料想到会来得这么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英国会不肯议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切都完蛋了，”施瓦茨做出一个厌烦的手势，“而且甚至到此刻，我们还没有把握说它并不曾完蛋。我们被推回到岸边。我们前面只有一片大海。” 海，我暗自思忖。还有依然在那上面航行的船。 门道里出现了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家酒吧间的老板。他跟我们招呼的时候，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还模拟着行了个军礼。随后，他跟那些胖乎乎的妓女嘟嘟囔囔地絮语了一阵。她们中间有一个胸部很大的女人，走到我们这儿来了。“跟我们讲一讲，那件事你们是怎么干的？” “什么？” “一定会痛得很厉害吧。” “什么？”施瓦茨心不在焉地问。 “水手们在公海上的那种干法呗！”酒吧间老板从门道里嚷道，笑得那么用劲，我料想他牙齿都会落掉。 “那位行家骗你啦。”我对那个女人说，从她身上发出来一股橄榄油、大蒜、洋葱、汗水和生命的味道。“我们不是同性恋。我们参加过埃塞俄比亚战争[53]，那里的土著人把我们阉割了。” “你们是意大利人？” “我们过去是的，”我答道，“阉人就没有国籍了。我们现在是世界主义者。” 她把这句话寻思了一会儿。“Tu es comique.”[54]她随后正经地说，接着她摆动着肥大的臀部回到门口，酒吧老板就在那儿用手将她挽住了。 “没有希望这说起来也奇怪，”施瓦茨说，“你的自我没有了。你甚至再也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了。可是在你心里，仍然有种什么东西叫嚷着要你活下去。而且它是多么顽固地依恋着那种纯粹且赤裸裸的生存啊！有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彻底的沉寂，如同水手讲起的那种在台风中心的死一般的平静。你死了心了——你活像一个装死的虫豸——可是你并没有死。你只是放弃把一切心力集中在纯粹的争取生存和为生存而生存上面。你完全清醒，可是绝对消极。你没有可以浪费的力量。台风在你周围狂吹，可是你却寂然不动。恐怖和绝望都已经消失了，连它们也都成了你不复能负担的奢侈品。你花在它们上面的精力，会减损你争取生存的意志——这样你便把它排斥掉了。你仅仅是一双眼睛和孤立消极的准备。一种奇特而宁静的澄澈会忽然支配你。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候觉得像是一个瑜伽信徒，他把一切与有意识的自我有关的东西都抛弃了，为了要……”施瓦茨说话结巴起来了。 “追随上帝？”我一半带着嘲弄地问。 施瓦茨摇了摇头。“为了寻找上帝。我们常常在寻找着‘他’。可是，我们寻找‘他’的时候，总好像我们在试图穿着我们全部的衣物、带着鼓鼓囊囊的背包去泅水。你非得脱光衣服不可。全身赤裸裸的，要像有一天夜里那样，我离开一个安全的异邦，回到我那危险的祖国的时候，泅过莱茵河，仿佛那是一湾命运的溪流，一狭给月光照亮了的生活似的。 “在集中营里，我有时候会想起那天夜里的光景。想起它，倒不会削弱我的力量——反而会使我更加坚强。我的生活要求我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了。我没有失败，我已经赢得了跟海伦在一起的上天再度赐予的生活——而且连那种曾经支配过我、后来仍然在我睡梦中不时出现的绝望也只是因为其他一些东西逐渐远离了，那些东西是巴黎、海伦，以及那种难以置信的不再孤单的感觉。海伦会在一个什么地方活着，也许她跟另外一个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可是她终归是活着。在这样的时势下，当一个人还不如皮靴底下的一只蚂蚁的时候，这种事情到底能有多少意义，想起来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施瓦茨不吱声了。“你找到了上帝没有呢？”我问。这是一个粗鲁的问题，可是，突然间我十分渴望想知道。 “镜子中的一张脸。”施瓦茨答道。 “谁的脸？” “总是那同一张脸。你知道你自己的脸吗？你在出生以前早就已经有了的那张脸？” 我十分惊愕地瞅着他。以前他也曾经用过同样的这些词语。“镜子中的一张脸，”他重复了一遍，“还有，从你肩膀上端瞧着的那张脸，还有在它后面的另一张脸——可是，随后蓦然地，你自身就成了那面重复着无穷映像的镜子。不，我没有找到‘他’。如果找到了‘他’，我们将对‘他’怎么样呢？我们势必不能再做人了。仅仅去寻找‘他’——那是另一回事。” 他微微一笑。“再说，对待那种事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我太卑微了。我只能想我爱的东西。正是那个东西使我活下来了。我再也不去想什么上帝，或者公道什么的。圆圈已经合拢。情况跟在河里相同。重复。于是，我又一次剩下了单独一个人。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多少办法的。你甚至连思考也不行。再说那也没有什么必要，思考只会使你混乱。事情自然地发生。你从一个人可笑的孤立中，回到了一个由不知名的事件组成的世界里。只需要你做好准备。准备在那只看不见的手拍拍你肩膀的时候，撒腿就走。你只要跟着，只要你不提什么问题，你就没有事。你大概以为我在讲神秘的胡话吧。” 我摇了摇头。“我懂得那种感情。在十分危急的时刻，人们有时会有那种感情的。士兵跟我讲起过这种情况。一点理由也没有，有一样什么东西会使你走出那个看样子非常安全的地下掩体。一会儿之后，一次直接命中的轰击叫它变成了一片集体埋葬的坟场。” “我最后做的，”施瓦茨说，“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它却好像是天下最最自然的事。我把我的东西收拾好。随后，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集中营。越狱的企图大多是在夜里尝试的。我却在大白天走到大门那，告诉岗哨，我已经被释放了。他们是两个人。我扬了扬施瓦茨的护照，同时，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点钱送给他们，要他们为我的健康干一杯。他们甚至连我的释放证明书也没有向我要来看。这两个穿着军服的年轻农民，怎么可能想到随便哪一个人没有得到准许，居然胆敢从大门里出去？ “我慢慢地顺着白色的道路走出去。开始迈了几步之后，我觉得集中营的大门好像变成了一条龙，正在我背后偷偷地跟上来。但是我没有奔跑。我镇静地把施瓦茨的护照藏好，继续往前走。空气中有一股迷迭香和百里香的气味——一股自由的气味。 “过了一会儿，我装作我的皮鞋带子散开了。我弯下身子，朝后望。没有人在跟踪我。我开始把脚步加快了。 “在那些日子里，你可能会被查问许多证件，我一份也没有。我的法语讲得还算好，我希望人家会错把它当作一种什么地方的土话。整个国家在动荡之中，城市里住满了从占领区来的逃亡者，马路上塞满了各种各式的车辆，其中有许多都高高地堆满了被褥和家用器具，还有许多逃兵。 “我来到一家小旅馆。旅馆的一边，摆有几张桌子，再过去是一个菜园和一个小果园。酒吧里铺着瓷砖，里头腾出一股泼翻的酒、新烤面包和咖啡的味道。 “招待我的那个姑娘光着脚板。她铺上一张桌布，搁下一把咖啡壶，一只杯子，一个碟子，面包和蜂蜜。何等的豪华啊！自从离开巴黎以来，我还不曾见到过这样的东西咧。 “外头，在那满是尘灰的篱笆后面，支离破碎的世界移动了过去——这儿，在树木底下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和平，蜜蜂的嗡嗡声，迟夏的颤巍巍的金光。我把这些东西都吞饮了，正像一匹骆驼把水储藏起来，为了要穿过沙漠赶那一段艰苦的旅程。我闭上眼睛，感受着光亮，吞饮着。” 13 “有个宪兵站在车站附近。我立刻转身往回走。我怀疑我的消失可能马上会引起注意，可是暂且离开铁路，看来仍然是可取的。一个拘留犯只要住在有刺铁丝网的后面，那就是安全的，谁也不会想起他，可是一朝他逃跑了，他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在集中营里，给他一片面包皮已经过于优待了。可等他逃跑以后要去追捕他，多大的花费可一点也不会被吝惜。整个连队都被动员起来了。我搭上了一辆便车。这辆运货汽车的司机咒骂战争，咒骂德国人，咒骂法国政府，咒骂美国政府，还咒骂上帝，但是让我下车之前，却仍把一点作为午餐的食品分给我吃。我步行了大约一小时，最后才到达下一个火车站。我已经学会，不要试图做得不惹人注目而引起人家的怀疑。我径直走了进去，要一张去下一个城市的头等车票。那售票员犹豫了一下。我生怕他要查看我的证件，便大声吆喝，责备他做事这般缓慢。他又惶惑又恐惧，给了我一张车票。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在那里等候开车。火车误点了一小时，但至少终于开出了。 “花了三天工夫，我才赶到海伦的拘留营。有一回，一个宪兵把我拦住，可是我用德语向他吆喝，还拿施瓦茨的护照扬了一扬。他吓坏了，很高兴看到我不再追究下去。奥地利是德国的一部分，一张奥地利护照，简直跟盖世太保的通行证一样顶事。一张死人的护照，一张印着几个字在上面的纸，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想想委实叫人吃惊。它的作用比任什么活人都大咧！ “要到海伦的拘留营去，你必须爬上一座山头。先是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长满了石南、金雀花和迷迭香，随后是一片森林。我到达那边的时候，已经快近薄暮了。拘留营照例围有刺铁丝网的栅栏，可是这里似乎没有韦内那样阴沉，大概因为这里是一座妇女拘留营。我可以从林子里望进去，看见女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戴着鲜艳的头巾或者头巾式帽子。气氛看起来几乎是无忧无虑的。 “那倒使我泄气了。我原来以为这里一定是个十分阴暗的处所，我会像堂吉诃德或是圣乔治[55]那样向它进行袭击。现在的情况既然不是那样，那我好像也就没有来的必要了。如果海伦住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地方，恐怕她早就已经把我忘掉了。 “我仍然隐蔽着，试图摸清这里的地形。黄昏时分，有个女人走近了栅栏，另外一些人也到她这里来了。不久，那里就汇集了一大群人。她们悄没声息地站着，彼此几乎不说一句话。她们视而不见地从铁丝网里往外窥视。那里并没有她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自由。天空转成了紫色，阴影从山谷里爬上来，你可以在各处看到用东西遮起来的灯光。那些女人变成了一个个黑影，她们的脸色看不见了，连她们的外形也看不见了。一张张苍白的、没有形状的脸，参差错落地排成了一行，在铁丝网后面那扁平乌黑的轮廓上方晃动着。随后，这个行列逐渐稀疏了。那些女人一个接着一个走回营房里去。绝望的时刻过去了。后来我发现，这就是她们给它起的名字。 “只有一个女人依旧站在栅栏旁边。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别害怕。’我用法语说。 “‘害怕？’停了一会，她问。‘害怕什么？’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你还是免开尊口吧，你这只野猪，’她答道，‘在你那腐烂的身体里头，难道就一点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我目瞪口呆地瞅着她。‘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装得比你实际上愚钝。你们不过是一群猪罢了。你们村子里难道就连一个女人也没有了吗？你们干吗非得在这儿荡来荡去的？’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是要跟关在这儿营里的一位女士讲几句话。’ “‘原来你不过想做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说一位？为什么不是两位？或者全体？’ “‘你听我讲！’我说。‘我妻子关在这儿。我一定要跟她讲几句话。’ “‘你也来这一套？’那个女人笑了起来。她似乎并不生气，只是很累。‘那倒是个新把戏。每个星期，你们这些家伙总会想出一些新的花样儿来。’ “‘我以前从没有来过这儿！’ “‘你很快就学会了嘛。去死吧！’ “‘你就不能听我讲吗？’我用德语说。‘我不过要你告诉营里一位女士，说我来到这儿来了。我是一个德国人。我自己也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在韦内！’ “‘那倒是个好样的，’那女人镇静地说，‘他也会讲德语。该死的阿尔萨斯[56]人！我希望你害梅毒送命。你和你的那些倒霉的朋友们，每天夜里带着你们想出卖的东西在这儿排着队。我愿你们想出卖的东西上生癌。你们难道一点感情也没有吗，你们这些该死的猪？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正在干的是什么勾当吗？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你们已经把我们关起来了。难道那样做还不够吗？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了！’说到最后，她尖叫起来了。 “我听到别人在走过来，便从栅栏边跳着往回跑。我在树林里过了一夜。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在树丛里躺下来。灯光已经逐渐暗淡，月亮升到了乡村的上空，这个乡村如同白金一样惨白，而且早已被秋天的寒雾包裹起来了。到了早晨，我回到山脚下，设法把我的衣裳换成了一套技工的工作服。 “我又回到了拘留营。在岗哨那儿，我说我是来检查电线的。 “我的法语经得住考验。他们连问也没问，就让我进去了。谁愿意走进一个拘留营去呢？ “我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营里的街道。一排排营房好像是一只只很大的板条箱，用帷幕分隔着。两层，中间有一条走廊，两边都张着帷幕。有很多帷幕都撩开着，你可以望到里面，看得见这些鸽笼式的小间是怎么样陈设的。大多数都只放几件最简陋的必需品，可是有几个住在里头的人却把它们染上一些可悲的个人色彩，放一块布啊，一幅照片啊，或是一两张明信片啊。我从半暗的一排排营房中间慢慢地走过去。女人们搁下了手里的活，瞅着我。‘有消息吗？’她们当中有一个人问我。 “‘有啊——是带给一个名叫海伦的人的。海伦·鲍曼。’那个女人思量着。 “另一个女人走过来了。‘是不是那个在商店里工作的纳粹婊子？那个跟医生打情骂俏的女人？’ “‘她不是纳粹党人。’我说。 “‘在商店里工作的那个也不是，’那第一个女人说，‘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海伦。’ “‘这里有纳粹党人吗？’我问。 “‘当然有。统统都混在一起了。眼下德国人在哪里？’ “‘我一个也没看见。’ “‘有个什么军事委员会听说要开到这里来了。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的消息？’ “‘没有。’ “‘他们来，据说是为了要把纳粹党人撵出去。可是我又听说，盖世太保也要来了。你知道任何有关的情况吗？’ “‘不知道。’ “‘他们说，德国人不会来非占领区找麻烦。’ “‘这话听起来倒正像是他们说的。’ “‘你难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听到过吗？’ “‘只是些谣言。’ “‘要告诉海伦·鲍曼的消息，是谁叫带来的？’ “我迟疑了一下。‘是她的丈夫。他自由了。’ “那第二个女人笑了起来。‘他会碰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咧。’ “‘我能到商店里去吗？’我问。 “‘为什么不能啊？你是法国人嘛，是不是？’ “‘阿尔萨斯人。’ “‘你害怕吗？’那第二个女人问。‘为什么？你有什么事情想要隐瞒的吗？’ “‘眼下这种时势，哪一个没有这种事啊？’ “‘这句话你不妨再说一遍。’那第一个女人说。第二个女人没有再吱声。她瞪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间谍似的。她发出一股香气——山谷里的百合花。 “‘谢谢你，’我说，‘商店在哪儿？’ “那第一个女人告诉我怎么走。我从一排排营房的半暗中间穿过去，好像受着夹击的刑罚。一张张脸，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出现在两边。我觉得自己似乎闯进了亚马孙女战士的聚居地。随后我又走到了路上，四周是阳光和一股叫人厌烦的禁锢的味道，这股味道如同一层灰色的釉彩，涂在每一所拘留营的外头。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惘然无知了。对于海伦的是否忠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也是无关紧要的。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唯一重要的是要活着。即使在韦内的时候，我曾闪现过这样一个想法，那也只可能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一个我自己虚构出来、随后把它抹掉、随后又把它捡拾起来的念头。 “可是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她的伙伴中间。头天晚上，我在栅栏旁边看见过她们，眼下我又看见了她们，这些挨饿的女人，她们已经单身独处了好几个月了。尽管被监禁，她们终归是女人，说实话，这样一监禁，反而使她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女人了。她们什么也不剩了。 “我走到了商店里。一个脸色苍白、头发火红的女人站在柜台旁边，把店里有的食品卖给一群关押在一起的人。‘你要什么？’她问。我闭上眼睛，用摇头表示我的意思。随后我走到一边。她急急忙忙跟顾客们算着账。‘五分钟之后，我就好了，’她嘟囔道，‘好的还是坏的？’ “我懂得她的意思，她是说，是好的还是坏的消息。我耸了耸肩膀。‘好的。’我说着，走到了外面。 “没过一会儿，那个女人走出来，向我打了个手势。‘我们千万得小心，’她说，‘你给谁带来了消息？’ “‘海伦·鲍曼。她在这儿吗？’ “‘怎么？’ “我没有吱声。我看到她鼻子上的雀斑和心神不安的眼色。‘她是在商店里工作的吗？’我问。 “‘你要干什么？’那女人反问我道。‘情报吗？是为谁送的？你是不是电工？’ “‘为她的丈夫。’ “‘不久以前，’她痛苦地说，‘有个男人问过同样的话，打听另一个女人。三天之后，有人就来找她了。她答应让我们知道情况的进展。可我们从此就没有再听到她的一点消息。你不是一个电工。’ “‘我是她的丈夫。’我说。 “‘我叫葛里塔·嘉宝。’那个女人说。 “‘为什么我打听她会让你这么问？’ “‘不少人来过这儿，打听海伦·鲍曼的事，’那个女人说，‘都是些离奇古怪的人。你要知道真相吗？海伦·鲍曼已经死了。她在两星期前死了，而且已经埋葬了。这就是真相。我想你已经在外面得到消息了。’ “‘她已经死了？’ “‘是的。现在你就不要来烦我了。’ “‘她没有死，’我说，‘她们在营房里不是这么说的。’ “‘她们在营房里老是胡说八道。’ “我定睛瞅着这个火红头发的女人。‘你能交给她一封信吗？我就要走了，可是我很想在你这里留下一封信。’ “‘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一封信不会伤到人。’ “‘不会吗？’那个女人问。‘你是昨天出生还是前天出生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好歹长大成人了。你可以卖给我一点用来写封信的东西吗？’ “‘那边一张桌子上，你可以找到纸和铅笔，’她说，‘不过，给一个死了的女人写信，有什么用呢？’ “‘这是最新式的做法嘛。’ “我拿了一张纸，写道：‘海伦，我在这儿。栅栏外面。今夜。我等着。’ “我没有把信封好。‘你能不能把这封信交给她？’我问那个女人。 “‘眼下啊，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的疯子。’ “‘能还是不能？’ “我把信递给她，她念了一下。‘能还是不能？’我又问了一遍。 “‘不能。’她说。 “我把信往桌子上一放。‘至少你别把它给毁掉。’我说。 “她没有回答。‘我会再来的，如果你不让这封信送到我妻子手里，我会把你杀死的。’我说。 “‘没有别的事了吗？’那个女人问，从她那张焦躁不安的脸上，瞪出一双没精打采的、绿幽幽的眼睛瞅着我。 “我摇了摇头，走到了门口。‘她不在这儿吗？’我又回过头来问。 “那个女人直愣愣瞪视着，没有说一句话。‘我在营里还要待十分钟，’我说，‘我会回来，到时候再问你。’ “我在拘留营的路上走着。我不相信她的话。我决定稍微等一会儿，再回到商店里去察看一遍。可是蓦然间，我觉得我那件无形的保护外衣没有了——我一下子变得又庞大又非常显眼。我必须躲藏起来。 “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扇门里。‘你来干什么？’一个女人问。 “‘我是派来检查电线的，’我旁边有个人说，其实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吗？’ “‘这里到处都有毛病。但从来就没有被修好过。’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雪白的罩衫。‘这里是不是医院？’我问。 “‘是的。你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我的老板从城里派我到这儿来。检查线路。’ “‘那你就去检查吧。’那个女人说。 “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怎么了？’ “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解释着。我望着那个人。我仿佛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电力？’他说。‘药物和维生素着实要有用的多咧。’ “他把便帽往桌子上一撂，走出房间去了。 “‘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对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说，‘那一位是谁？’ “‘当然是医生啊。其余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在乎的。’ “‘你们这里病人很多吗？’ “‘很多。’ “‘那么，死人呢？’ “她朝着我看。‘你问这个干什么？’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答道，‘为什么这里的人，个个都那么多疑？’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那个女人重复着说了一句，‘纯真的任性啊。你这个有家庭和护照的天使！不，四个星期里，没死过一个人。可是在那以前，是有不少人死了。’ “四个星期之前，我接到过海伦一封信。可见她一定仍然在这儿。‘谢谢你。’我说。 “‘谢我干吗？’那个女人说。‘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父母给了你一个可以热爱的国家，尽管它正逢上艰难时世——尽管它迫害着不幸的人，而且把他们交给狼群——就是那些应当为你的一切苦难承担责任的狼群。现在你就继续干活吧。继续安装电灯。只要你能够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装上一盏小灯就好了！’ “‘有个德国委员会来过这儿？’我性急慌忙地问。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 “‘我听说是有个什么委员会要来。’ “‘你觉得这样的消息特别能吸引人吗？’ “‘不，可是我得去警告一个人。’ “‘哪一个人？’那个女人问，分明在警惕着了。 “‘海伦·鲍曼。’我说。 “那个女人瞧着我。‘你想警告她什么啊？’她问。 “‘你认识她吗？’ “‘为什么这么问？’ “又是那道不信任的墙——这是后来解释给我听的。‘我是她的丈夫。’我说。 “‘你能证明吗？’ “‘不能。我的护照上，用的是另外一个姓名。可是，当我告诉你说，我不是一个法国人的时候，你或许会相信。’我拿出施瓦茨的护照来。‘一张纳粹的护照，’那个女人说，‘我正是这样想的。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我按捺不住了。‘为了要跟我的妻子再次相见。她住在这儿。她自己写信来这样告诉我的。’ “‘那封信你有没有带来呢？’ “‘没有。我从韦内逃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毁了。为什么人人都那么神秘？’ “‘我也想知道，’那个女人说，“你可以告诉我。” “那医生回来了。‘需要你在这儿帮忙？’他问那个女人。 “‘不。’ “‘那么，你就跟我走。完工了没有？’他问我。 “‘还没有。我明天再来。’ “我回到了商店。那个火红头发的女人站在柜台后面，正在卖内衣，有两个顾客。我等着。我又感觉到自己要倒霉了，我还是溜走为妙，要不，在大门口说不定会遇到麻烦。警卫也许会换班，那我就得把所有的经过统统再解释一遍。我看不到海伦的一点踪影。那个女人避开我的凝视。很清楚，她正在拖延时间。随后又来了几个顾客，我还看见一个军官从窗子外面走过。我离开了商店。 “警卫没有换班。他们还记得我，便把我放行了。我当时的感觉，跟在韦内时完全相同：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后面偷偷地追上来，把我逮住。我出了一身大汗。 “一辆破旧的运货卡车正在向我驶来。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了。我继续往前走着，眼睛望着地面。那卡车驶过我身边，随即停住了。我抵制了逃跑的诱惑。那卡车完全有掉头的余地，而我却绝无脱逃的可能。我听到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叫唤：‘嗨，技工！’ “我转过身去。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你会修理发动机吗？’ “‘不。我是一个电工。’ “‘也许那是点火装置的问题。看一下吧。’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司机说道。我抬头一望，是海伦。她站在那个兵士后面，盯着我看，还把一根手指伸到她的嘴唇边。她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毛衣，人很瘦。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她又说了一遍，让我走过去，‘千万要小心，’她悄悄地说。‘装作你很懂你在干着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毛病。’ “那兵士在我们背后轻松地踱着。‘你是从哪儿来的？’她嘟囔着说道。我咣当一响打开了车盖。‘逃出来的。咱们怎么能见面？’ “她在我旁边往发动机里张望着。‘我到店里买东西。后天。在村子里。你进去的时候，靠左边的第一家咖啡馆。早上九点。’ “‘那之前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吗？’那个兵士问。 “海伦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卷，递给他。‘只要两三分钟。没什么严重的。’ “那兵士点燃了烟卷，在路边坐下了。我胡乱修理着发动机，海伦在一旁看着。‘哪儿？’我问她。‘在林子里？在栅栏边？我昨天去过那儿。你今夜能来吗？’ “她迟疑了一会儿。‘好吧。今夜。不过，我十点以前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因为其余的人，统统都要到那个时候才离开。如果到十点我还没来，那就改到明天。千万得小心。’ “‘这儿的宪兵怎么样？’ “那个兵士走过来了。‘还不太坏，’海伦用法语说，‘马上就可以修好了。’ “‘这是一辆破旧的汽车。’我说。 “那兵士笑了起来。‘德国佬有新汽车。还有那些部长们。好了吗？’ “‘好了。’海伦说。 “‘我们碰到你真是幸运，’那个兵士说，‘关于汽车，我只知道它们需要汽油。’ “他爬进汽车。海伦跟着也上去了。她调好了档。大概她刚才不过是把开关关掉了。马达发动了。‘谢谢你。’她说，向我探出身子。她动了动嘴唇，发出无声的话语。‘你是个第一流的技工。’她说，然后便把汽车开走了。 “我在那儿蓝莹莹的汽油烟气里站立了几秒钟。我仿佛觉得自己从极端的灼热降到了极端的冰冷。也就是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随后，我逐渐开始思索起来，跟思维一起来的，还有焦躁不安，对我听到的那些话的追忆，以及疑虑的揪心剧痛。 “我躺在树林里等着。海伦管那一排盲目凝视着暮霭的女人叫作‘哭墙’[57]，这会儿正在逐渐散去了。没隔多久，她们绝大多数都踱回了营房里。天色越来越暗了。我直瞪瞪望着栅栏的柱子。它们都变成了黑影，随后在这些黑影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黑乎乎的人形。‘你在哪儿啊？’海伦轻轻悄悄地低语着。 “‘在这儿！’ “我一路摸索到她那里。‘你能出来吗？’我问。 “‘过一会儿，等她们都走了之后。等等。’ “我爬回在树林里躲的那个地方，如果有人用手电筒往树林里照射，那个距离正好是看不见的。我躺在地上，吸进一股使人陶醉的落叶的气味。吹起一阵微风，我周围发出一种窸窸窣窣的声响，仿佛千百个密探正在朝我这里偷偷爬过来。我的眼睛对四周的黑暗渐渐习惯了，我看见海伦的身影，在这身影上端，模模糊糊的还有她那张苍白的脸。我辨别不清她的五官。她靠在有刺的铁丝网旁边，如同一朵开在乌黑植物上的白色花朵。随后，她又好像是一个从黑暗的过去显现出来的无名的黑色人形。她的脸——因为我辨别不清她的五官——变成了天下所有受苦人的脸。稍微离远一点，我隐隐约约看到了第二个女人，就像海伦那样站着，随后是第三个，第四个——她们站在那儿，像是一排支撑着一顶忧愁与希望的华盖的女像柱。 “这个景象几乎是叫人难以忍受的，于是我不去看了。等我重新观望的时候，那另外三个人已经悄悄地不见了，我只看见海伦俯下身子，正在使劲地拉着那有刺的铁丝网。‘把它扳开。’她说。我踩着最底下的一股铁丝，把上面的一股扳起来。 “‘等一下。’海伦低声说。 “‘另外那些人到哪儿去啦？’我问。 “‘她们都回去了。其中一个是纳粹党。我之所以不能早一点走过来，就为了这个缘故。她会出卖我的。她就是那个哭的人。’ “海伦把短外套和裙子脱掉了，从铁丝网眼里递给我。‘我绝对不能撕破这些衣服，’她说，‘我只有这么一套衣服了。’ “我想起一个穷苦的人家：只要孩子们不把袜子撕破，那么擦破他们的膝盖也无所谓，因为创伤可以治疗，而袜子却非得花钱去买不可。 “我手里触摸到她的衣服。海伦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从两股有刺的铁丝中爬了出来。她的肩膀给擦破了。鲜血在她皮肤上流着，如同一条细细黑黑的蛇。她站起身来。‘你以为咱们能逃跑吗？’我问。 “‘到哪儿去？’ “我没回答。去哪儿呢？‘到西班牙，’我说，‘到葡萄牙，到非洲。’ “‘来，’海伦说，‘来，咱们来谈谈这件事吧。从这儿出去，没有证件是不行的。所以他们才戒备得不那么严密。’ “她抢在我前面，走进了树林。她几乎全身赤裸——神秘，又十分美丽，在巴黎时候曾经是我妻子的海伦，此刻只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仅仅勾起一种甜蜜而又痛苦的回忆，使我的皮肤由于期望而感到颤抖。从女像柱的雕带走出来的这个女人，几乎没有名姓，仍然沉浸在九个月的奇异生活中间，这一段时日胜过那平凡生活的二十年。” 14 酒吧老板走到我们这边来。“那个胖的可真了不起，”他一脸正经地告诉我们，“是个法国人。懂得所有的窍门。我对她评价很高。我们的娘们儿有一股子热情，可是她们太急促了。”他咂了下嘴唇。“我现在要走了。若想把血液弄弄干净，没有比一个法国姑娘更好的了。她们懂得人生。对她们啊，你们用不着像对我们的娘们儿那样要说假话。我希望你们顺顺当当地带回家去，先生们。可别带洛莉塔或是胡安娜。她们一个都不好，如果你们不把眼睛睁大些，胡安娜还会偷东西呐。” 他离开我们走了。他开门的时候，清晨带着它的声和光冲了进来。“我们还是一起走吧。”我说。 “我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施瓦茨说，“而且我们还剩了点酒。”他又为那三个姑娘叫了酒和咖啡，让她们不要来纠缠我们。 “那天夜里我们没有谈多少话，”他继续讲下去，“我把我的短外套铺在地上，后来天气更凉了，我们又把海伦的裙子和短外套，还有我的毛线衫都盖在我们身上。海伦睡着了，又醒过来。有一回，我只睡着一半的时候，似乎听到她在哭泣。一会儿之后，她又显示出狂热的柔情。在她抚爱我的方式里，有着一种新鲜的、不熟悉的东西。我没有问她一句话，也没有讲起我在拘留营里听到的事。我十二分爱她，可是总觉得跟她有一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疏远。我的温柔跟一种悲痛糅合在一起，这样就只能使它变得更强烈了。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的边缘相互依恋着。既没有退路，也没有前程，只是在一块儿飞啊飞，还有就是绝望——一种沉默的、并非尘世的绝望，它喝干了我们幸福的眼泪，喝干了我们在知道只有消逝、没有回头或者到达任何目的地时的那种没有流出来的隐蔽的眼泪。 “‘难道咱们就不能逃跑吗？’海伦还没穿过有刺铁丝网回去的时候，我又问了一遍。 “她溜到那边去之后，才回答我的话。‘我不能，’她悄悄地说，‘我不能。别人会受到处罚的。再来吧。明天夜里再来吧。你明天夜里能来吗？’ “‘如果在那以前我没有被捕的话。’ “她瞪着我看。‘我们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啦？’她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弄得我们的生活变成这种样子了？’ “我把她的短外套和裙子递给她。‘这些都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我问。 “她点了点头。 “‘谢谢你穿上了这些，’我说。‘明天夜里，我会赶到这里来。这我有把握。我会躲在树林里的。’ “‘你总得吃点儿东西。你有东西吃吗？’ “‘有的，当然有。说不定我在树林里可以找到一些浆果。或者菌类，或者坚果。’ “‘你能不能熬到明天夜里？到那时，我会带给你一点吃的东西。’ “‘当然能。现在已经差不多是早晨了。’ “‘任什么菌类你都不要吃。你不了解那些东西。我会带给你很多吃的东西。’ “她穿上了裙子。那裙子很宽大，浅蓝色的，上面有白花。她把它往身上一围，扣上扣子，仿佛准备出征似的。‘我爱你，’她绝望地说，‘我爱你的程度，远远比你能够理解的要热烈得多。这一点你可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她离开我的时候，几乎每次都要说这样的话。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人人都可以狩猎的对象。法国宪兵由于错误地热衷于维护法律和秩序而追捕我们。盖世太保企图插手拘留营，虽然也有传说他们已经跟贝当政府[58]订立了一项内容相反的协定。你不可能知道谁会把你抓起来，所以每天早晨我们总要说声再会，仿佛每次都是诀别似的。 “海伦给我带来了面包和水果，偶尔还有一点红肠或乳酪。我不敢待在村子里。离拘留营不远，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老修道院的废墟，我把那里当作了家。白天，我睡觉或是阅读海伦给我带来的书报，或是从一个别人看不见我的灌木丛里注意观察着道路。海伦还带给我消息和谣传：德国人正在稳步前进，越逼越近了，而且还不让任何协定去妨碍他们的行动。 “尽管如此，我们的生活几乎还是田园牧歌式的。恐惧不时地控制着我，但是过一小时算一小时的生活习惯，使我渡过了这个难关。天气很好，一到夜里，天空中便布满了星星。海伦带来了一块搭帐篷的布。我们便把它在修道院的废墟中架设起来，中间铺上干枯的树叶。‘怎么准许你出来的？’有一次我问她。‘而且还那么经常？’ “‘我有一个特殊的职务，’停了一会儿她说，‘而且还有很多门路。他们甚至还让我到村子里去。那天你看见我的时候，我正从村子里回来。’ “‘吃的东西，你就是从那边弄来的吗？’ “‘不。是从拘留营的商店里弄来的。只要我们身边有钱，店里有东西卖，我们就可以把东西买来。’ “‘你不怕人家看见你在这里就去告发吗？’ “她微微一笑。‘仅仅是为你担心。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能发生什么事呢？我已经是一个犯人了。’ “第二天夜里，她没有出现。那道‘哭墙’崩解了，我爬到铁丝网跟前，营房黑魆魆地横在惨淡的灯光里。我等着，可是她没有来。整整一夜，我听到女人们走去上厕所，我听到她们悲叹着，呜咽着，继而蓦然地，我看见路上那些汽车遮暗了的灯光。我在树林里待了一天。我很担忧，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霎时，我想起自己在营里听到的话，可是说也奇怪，它竟然给了我安慰。任何事都比海伦害病、被船运走或者死去来得好——这三种可能性原来在我心中混杂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是那么毫无希望，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待在一起，时机到来的时候试着逃到一个安静的港口去。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一切都给忘掉。 “可是，那是办不到的，”施瓦茨说，“尽管世界上有这些个爱情啊，怜悯啊，仁慈啊，温柔啊，也是不行的。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我不在乎。我躺在树林里，瞪着看那些落叶，红的，黄的，褐的，从树枝上掉下来，我心里唯一的念头是：让她活着！让她活着，老天哪，我什么都不会要求她。一个人的生活，远远不止那与之发生牵连瓜葛的各种环境。让她活着，只要让她活着，如果必要，没有我也行，但是必须让她活着。 “第二天夜里，海伦仍然没有来。可是我看到路上有两辆汽车在开往拘留营。我绕了很大一个弯爬过去，观察路上的动静。我辨认出都是些穿制服的人。是党卫队还是普通军队，我看不清楚，不过他们肯定都是德国人。这是使人极度痛苦的一夜。那些汽车在九点左右开到，一直到一点过后才离开。那一定是盖世太保，我想，要不他们不会在半夜里来。他们离开的时候，我看不仔细拘留营里的人有没有哪个被带走。我徘徊了整整一夜，沿着铁丝网，在马路上。到了早晨，我想起自己又该装成一个电工的样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看见那边的警卫已经换成双人岗，大门口还坐着一个文职人员，手里拿着张清单。 “白天好像没个尽头似的。当我第一百次走过那有刺的铁丝网的时候，我忽然瞥见一个用报纸包起来的包裹，放在靠我这一边，离铁丝网没有几步路的地上。我把它捡了起来。那里面有一块面包，两个苹果，还有一张没有署名的纸条，上面写道：‘今夜。’海伦一定是在我两次来回之间抛出来的。我感觉到自己那么虚弱，只好跪在地上吃起面包。随后，我走到躲藏的地方，睡熟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同美酒。树叶的颜色越发深沉了。在那漏进我所在的空旷地来的下午的温暖阳光中，山毛榉和菩提树矗立在那儿，又是黄色的，又是褐色的，倒像有个看不见的画家，在我熟睡的时候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个火炬，在纹丝不动的阳光里纹丝不动地矗立着。没有一片树叶在飘拂。” 施瓦茨停了一停。“如果我对自然景物给你进行了似乎是多余的描绘，那么请你不要厌烦。在那个时候，自然界对我们，好像对其他动物一样重要。自然界是从来不会不理我们的。它不向我们要求护照，也不向我们要求雅利安主义[59]的证书。自然界有所给予，也有所取，但是它却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那好像是一帖镇静剂。那天下午，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很久。我生怕自己会像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罐那样溢出来。随后，在万籁无声的岑寂之中，成百片树叶离开树枝，飘呀飘地往下掉，仿佛在执行一项神秘的命令。它们安详地滑过清澈的天空，有一些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自由，看到了死的无限慰藉。我没有下什么决心，可是我明白，万一海伦死了，我也有结束我生命的力量，免得我只能孤孤单单地留下来。我还明白，对于那些爱得太深而且他们的爱情又非人间所有的人们来说，这种力量乃是一种福分，一种补偿。这一切我都是不假思索地明白了的，一旦明白之后，我又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我来说，死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了。 “海伦没有在‘哭墙’的行列中间。她在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出现。她穿着短裤和短外套。她从铁丝网眼里递给我一瓶酒和一个包。穿着这套不平常的服装，她显得非常年轻。 “‘瓶塞已经撬开了，’她说，‘这儿，我还有一个酒杯。’ “她从铁丝网眼里灵巧地钻了过来。‘你一定差不多快饿死了。我在商店里发现一件自从离开巴黎以来还没看见过的东西。’ “‘科隆香水。’我说。她有这股香味儿，在清新的夜里一股清新的香味儿。 “她摇了摇头。我看到她的头发已经剪过了，比以前短了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问道，突然暴怒起来。‘我原来以为他们已经把你带走，或者你快要死了，可你居然出来了，样子好像你才去过美容院似的。你是不是还修了下指甲啊？’ “‘我是自己修的。’她伸出手来给我看，还嘻嘻地笑了。‘咱们喝酒吧。’ “‘发生了什么事啦？那边来了盖世太保吗？’ “‘不。是一个军事委员会。可是有两名盖世太保，跟他们一块儿来了。’ “‘他们有没有带走什么人？’ “‘没有，’她说，‘给我一点儿酒喝。’ “我看到她非常心烦的样子。她双手灼热，皮肤那么干燥，我担心它快要干裂了。 “‘他们来，’她说，‘把营里的纳粹党人编了一份清单。这些人都要被送回德国去。’ “‘人数多不多？’ “‘很多。我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有人可不承认。有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忽然她站出来，说她是一个党员，说她已经收集到重要的情报，说她要回到祖国去，说她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马上把她一起带走呢？我跟她很熟悉。太熟悉了。她知道……’ “海伦很快就把酒喝干了，将酒杯递给我。‘她知道什么？’我问。 “‘我记不真切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谈啊谈啊。她知道我是谁……’她扬起脑袋。‘我永远不想回去！永远！如果他们真要叫我回去，我就自杀。’ “‘你不会自杀的，’我说，‘他们也不会带你回去的。天知道格奥尔格在哪里，他不是样样事情都知道的。再说，这个女人干吗要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呢？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处？’ “‘你要保证，你不会让他们把我带回去。’ “‘我保证。’我说。她激动得像发狂了似的，弄得我一点没有办法——我当然无能为力，但是我只好像全能的上帝一般讲话。 “‘我爱你，’她说，嗓音又沙哑又颤抖，‘我爱你，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得相信我。’ “‘我相信你。’我说，心里相信却又不相信。 “她困顿不堪，往后面靠下去。‘我们非得离开这儿不可，’我说，‘就在今天夜里。’ “‘往哪儿去呢？你有护照吗？’ “‘有。有个在保管拘留人员证件的机关里工作的人，把护照还给我了。你的护照在哪一个的手里呢？’ “她没有回答。她往空中凝视了一会儿。‘这儿有一家犹太人，’她随后说，‘丈夫、妻子和孩子。他们来到这里才只几天。那个孩子病了。他们也跟纳粹党人一起站了出来。他们要回到德国去。“你们是不是犹太人？”队长问他们。那个丈夫回说他们都是德国人，要回到家里去。队长还想讲几句别的话，可是几个盖世太保都在那儿。“你们当真要回去吗？”他又问了一遍。“把他们列到名单上去，队长，”有一个盖世太保笑着说道，“如果你们确实那样想念家乡，那我们可以帮你们个忙。”他们的名字给登录了下来。跟他们讲也没有用。他们说他们生活不下去，他们说孩子病得很厉害，又说所有在这儿的犹太人反正也会被抓起来，因此他们还不如现在就站出去。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落进了圈套，他们还不如索性自动走掉。他们的行动，活像聋了的骡子。你愿意跟他们谈谈吗？’ “‘我？我能谈些什么啊？’ “‘你在那儿待过。你在德国集中营里待过。你回去过。后来又逃出来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跟他们谈呢？’ “‘就在这儿呗。我去找那个丈夫来。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把你的情况告诉过他。我们还能把他挽救出来。’ “几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带着一个满面病容的人，这个人不肯从铁丝网眼里钻过来。他就在我对面，站在营房的一边，听着我说话。不一会儿工夫，他的妻子也出来了。她脸色十分苍白，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被捕，大约是在十天之前。他们本来关在两个拘留营里。他们逃跑了，随后奇迹般地又重逢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墙上，写在人行道上。” 施瓦茨望着我。“你听到过‘苦路’[60]吗？” “谁没有听到过呢？它从比利时一直通到比利牛斯山。” 苦路一直要追溯到战争爆发后的最初那几天。可是大规模的撤退，却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并突破马其诺防线以后开始的。最先是一辆辆汽车，高高地堆放着家具和被褥，后来是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运货马车，手推车，婴孩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是无穷无尽的步行的人流，在明媚的夏天向南涌去，一路还被俯冲轰炸机追逐着。流亡者掺进了这股撤退的洪流。失散了的家庭成员用煤块、粉笔、油漆或者其他任何可以使用的东西，把姓名和音信写在墙壁、房屋的正面和路牌上。这就成为一种近似路边公报之类的东西。此外，那些早已流亡了好几年、一直在躲避警察的流亡者，还发展了一种所谓的地下铁道，一种通信地址网，从尼斯直通到那不勒斯，从巴黎直通到苏黎世：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从他们那里能得到新闻、情报和忠告，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留你宿一两夜。多亏这种路边公报和秘密通信网，这个犹太人才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然的话，他们早已如同谚语中说的那样，针沉大海，消失不见了。 “他们担心，”施瓦茨接着说道，“如果留在拘留营里，他们又会被分开。这里是个妇女拘留营。他们一起被抓了来，可是已经得到通知，那丈夫马上就要被移送到男子的拘留营去。‘那我们就受不了。’他说。他已经把整个事情考虑过一番，确实认为其他办法一点也没有。逃跑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试过，而且差一点就饿死。眼下，孩子病了，那母亲完全被搞得筋疲力尽——而他自己呢，力气也都已经用光了。‘你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他说，‘情况也不会比屠宰场圈栏里的牲畜更好。他们想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走来把你们抓走。为什么？’他最后问道。‘法国人没有趁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放我们走呢？’他是一个文弱的绅士，瘦瘦的脸上，蓄着一撇浅黑的小唇髭。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们不需要我们，但又不肯放我们走——可是当整个民族已经瓦解的时候，谁还能够为这样一件多少有点荒谬的事情操心呢？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这样的事本来可以做些什么的人，却就是不肯费一点精神去想一想。 “第二天下午，有两辆运货汽车沿着大路开过来。就在这时，我看见有刺铁丝网活动起来了。十二个或者更多的女人相互支援，爬过铁丝网，奔进了树林。我仍然躲藏着，直到我看见了海伦。‘我们接到地方警署的警告，’她说，‘德国人已经来找那些愿意回去的人。法国当局不知道德国人还要干些什么，因此他们准许我们躲进树林，等德国人走了再说。’ “除了那一回在路上的片刻工夫，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海伦，这还是第一次。她那双长长的腿，还有她的脸都给晒黑了，可是她显得精瘦精瘦的。一双眼睛太大了，而且太亮了，形容似乎很憔悴。‘你把吃的东西都给了我，可你自己却一直在挨饿。’我说。 “‘我吃的东西才多呢，’她说，‘都考虑到的。这儿，’她把一只手伸进口袋，‘甚至还有一块巧克力呢。昨天，我们还可以买到鹅肝酱馅饼和沙丁鱼。可就是没有面包。’ “‘我跟他说话的那个人也要走吗？’我问。 “‘是——’ “蓦然间，海伦的整个脸都在哆嗦。‘我怎样都不要回去，’她说，‘怎样都不！你答应过我。我不要他们来把我抓去！’ “‘他们不会把你抓去的。’ “一个小时之后，那两辆汽车又开走了。那些女人唱着歌，歌声被微风吹送到了我们耳朵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61]。 “那天夜里，我把从韦内带来的毒药，分了一半给海伦。 “第二天，她知道格奥尔格已经发现了她住的地方。 “‘谁告诉你的？’我问。 “‘知道这件事的人呗。’ “‘是谁？’ “‘营里的医生。’ “‘他怎么知道的？ “‘从拘留营的司令官那儿。有过调查的。’ “‘医生告诉你该怎么办吗？’ “‘他可以在拘留营医院里把我藏这么几天。时间可不能太久。’ “‘那你非离开不可。警告那些处境危险的人躲到树林里去的那个人是谁？’ “‘地方长官。’ “‘那就好，’我说，‘把你的护照要回来，耍一个花招，把这里的释放证骗到手。说不定那位医生能够帮你的忙。如果不行，我们干脆就走。千万别泄漏一点风声。跟任何人都不能说。我试一试去找那个地方长官谈一谈。他似乎还有点人性。’ “‘那使不得。千万要小心。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要小心啊。’ “我尽可能把我的工装裤弄得干净些，到了早晨，我就从树林里走出来。我充分估计到会碰上德国巡逻队或是法国宪兵，但是从这时起，我能预料到的只剩这个了。 “我总算来到了地方长官那儿。我冒充德国技术员，说是为了架设军用用途的电力线路需要了解一点情况，把一个宪兵和一个公务员哄骗了过去。我从经验中学到，索性大胆莽撞往往会产生效果。假如那个宪兵把我当作一个难民，那他当场就会将我逮捕。相反，我却向他大声吆喝。像他这一类的人，对吆喝反应最快。 “等我走到地方长官那儿，我就把真情实况告诉了他。他凭冲动要做的第一件事原是想把我撵走。随后，我的厚颜冒失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递给我一支纸烟，叫我滚开，他说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过。十分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德国人大概有一份名单，万一少了什么人，是要叫他负责的。他不愿意在德国集中营里结束他的一生。 “‘地方长官先生，’我说，‘我知道您曾经保护过俘虏。我也知道您必须服从命令。可是您和我又都知道，法国正处在混乱状态之中，今天的命令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耻辱，而且如果混乱蜕变为毫无意义的残暴，那么以后将难以找到辩解的借口。为什么您，违反您的意志，把一些无辜的人关在有刺铁丝网的囚笼里，把他们送到死刑毒气室和拷问营去呢？不难想象，当法国还在保卫自己的时候，把一些外国人关在拘留营里，不管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自己的敌人，多少还说得过去。可是现在，战事已经结束了。几天以前，那些胜利者已经把他们的人民带了回去，其余仍被你们留在营里的，全是一些受害者，他们在恐惧中生活，就怕被押回去送命。我应当请求您为他们所有的人说个情——但是我现在来只是为一个人请命。假如您害怕那份名单，那就不妨把我的妻子说成是逃跑——或者是死了，反正我都无所谓。如果您愿意，就说她是自杀的，这样您就一切责任都没有了！’ “他瞅着我好长一会儿工夫。‘明天再来吧。’随后他说。 “我一动也不动。‘明天，也许有人会把我逮捕起来，’我说，‘今天就把它解决了吧。’ “‘过两小时再来。’ “‘我就在您的门外等着，’我说，‘那是我能够想到的最最安全的地方。’ “他忽然微笑起来。‘Quelle histoire d'amour！’[62]他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你却又非得过着仿佛没有结过婚似的生活。一般说来，情况往往是反过来的。’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一小时过后，他叫我进去。 “‘我已经跟营司令官通过电话，’他说，‘一点不错，对你的妻子确实进行过调查。我们现在采纳你的建议，把她当作已经死了来处理。这样做，会使你安心，同时也使我们安心。’ “我点点头。蓦然间，一种古怪阴冷的恐惧袭到我身上，一种迷信的残余。我正在蔑视命运。可是，我自己不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死去，现在不是在用一张死人的护照过活吗？ “‘明天我们会把这件事情解决的。’地方长官说。 “‘今天您就把它解决了吧，’我答道，‘我在集中营里给关了两年，就因为我迟了一天做出逃走的决定。’ “我已经精疲力竭。他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脸色发灰，快要昏过去了。他叫人去拿干邑白兰地来。‘咖啡。’我说着，便往一张椅子里沉了下去。屋子在旋转，幻变成一个个灰蒙蒙、紫莹莹的阴影。我千万不能昏倒，我暗自思忖，这时候我耳朵里响起嗡嗡的声音。海伦释放了。我们必须离开这儿！ “一张脸和一个嗓音，跟翩翩翻飞和嗡嗡作响混合在一起。那嗓音叫嚷着，起初很模糊，随后既响亮又清晰。我试着跟上那个嗓音和那张脸，随后我听到：‘你以为这对我来说是闹着玩儿的事情吗，merde alors [63]？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我不是什么监狱的看守，我是一个体面仁慈的人……叫他们统统滚开——让他们走，让他们所有的这批人走！’ “后来我没法儿再追踪那个嗓音了，我不能肯定它当真是这样子大声叫嚷着呢，还是仅仅在我耳朵里回荡着这么大的声响。咖啡送来了，我一摇一晃地走了出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没多一会儿，有个公务员走出来，通知我再等几分钟——我本来就不打算离开。 “随后那地方长官走出来，告诉我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似乎觉得，我那一阵昏晕比我所有的话都更见效。‘你感到好一些了吗？’他问道。‘你用不着怕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法国省级地方长官罢了。’ “‘那倒比上帝更好呢，’我高高兴兴地说，‘上帝给我的，只是一张在地球上居住的普通许可，而且是完全无用的。我实际需要的是在这个地区的居留许可，而它却是除您之外谁也不能给我的，地方长官先生。’ “他笑了起来。‘可是，假如他们在寻找你的话，这里将是最最危险的地方了。’ “‘假如他们在寻找我的话，马赛比这里更糟。他们指望会找到我的地方，正是那里，不是这里。请你给我们一张一星期的许可。到那时，我们将会动身渡越红海了。’ “‘红海？’ “‘那是流亡者的用词[64]。我们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逃出埃及以后一路上过的日子一般。我们背后是德国军队和盖世太保，两边是法国和西班牙警察的海洋，我们前面是有着里斯本港口的葡萄牙天国，那是通往人们更加向往的美国天堂的大门。’ “‘你们有没有弄到美国的签证？’ “‘我们就会弄到的。’ “‘你们似乎很相信奇迹。’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嘛。何况，今天不就出现了一次吗？’” 施瓦茨向我微微笑着。“说起来也真叫人惊奇，你在绝望的时候，多么能深谋远虑。我心里完全清楚，为什么我最后说了那几句话，又为什么我恭维省长，把他比作上帝。我只能从他那里弄到一张短期的居留许可。当你完全依靠另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心理学家，即使你害怕得连喘气也不敢。也许正因为害怕才变成这样。害怕和谨慎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功能，彼此各不侵犯。你的害怕是真实的，你的苦难是真实的，因而你的深谋远虑也是真实的。所有这些都为着一个目的：得救。” 一看就知道施瓦茨已经镇静了些。“我马上就要完结了，”他说，“我们确实弄到了两张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我就站在那个大门口等候海伦。那时候已近黄昏。天下着蒙蒙细雨。医生跟她在一起。在她看见我之前的一会儿工夫，我看见她在跟医生讲着话。她说话时很兴奋，脸上显得比平时更加激动。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忽视的过路人，从街上往一间屋子里张望着。随后，她看到我了。 “‘你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对我说。 “‘一点不错，’海伦笑着说道，‘我现在被释放出来，因此可以到医院里去死了。那是商定好了的嘛。’ “‘我说的话很正经！’医生的口气里带着敌意。‘你妻子的确应当住院。’ “‘为什么很久以前不就把她送进一家医院去呢？’我问。 “‘这都是些什么话啊？’海伦说。‘我没有病，我也不想住到任何医院里去。’ “‘你能把她送进一家让她安全住着的医院里去吗？’我问医生道。 “‘不能。’停了一停，他回答。 “海伦又笑了起来。‘当然不了。好一场荒谬的谈论！Adieu[65]，让。’ “她抢在我前面，开始顺着马路走去。我想问一问医生，她害的到底是什么病，可是不成。他瞪着我看，随后急忙转过身，回到拘留营去了。我跟上了海伦。 “‘你的护照拿到了没有？’我问。 “她点点头。‘把你的手提皮包给我。’我说。 “‘里边没有多少东西了。’ “‘反正你给我就是。’ “‘你在巴黎给我买的那套晚礼服，我还保留着。’ “我们步履艰难地往前走着。‘你病了吗？’我问她。 “‘要是我真的病了，我会躺倒下来，不是吗？我一定会发烧。我没有病。他在撒谎。他要我留在这里。你瞧我。我有病容吗？’她一动不动地站着。 “‘是的。’我说。 “‘不要悲伤。’她说。 “‘我并不悲伤。’ “现在我知道她是病了，而且我知道她对这一点是怎么也不会承认的。‘住进医院对你会有帮助吗？’我问。 “‘不会，’她说，‘一丁点儿也不会。你一定得相信我。如果我病了，而医院对我有帮助，那我一定会试着住进医院的。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突然感到绝望得失去信心了。‘也许你应该留在拘留营里，’最后我说。 “‘要是你不来，我会自杀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雨开始下大了。水沫在我们周围飘舞，如同一片灰茫茫的帷幕。‘咱们想办法到马赛去，’我说，‘随后再前往里斯本和美国。’ “在美国，有好的医生，我想，还有医院，那里是谁也不会进去逮捕你的。而且，说不定他们还会让我工作。‘咱们把欧洲当作一场噩梦那样把它忘掉吧！’我说。海伦没有回答。” 15 “那是我们奥德赛[66]的开始，”施瓦茨说，“穿过沙漠，渡过红海的行军。我估摸，所有这一切你都知道的。” 我点了点头。“波尔多。比利牛斯山。你要摸清边界的出入口。撤退到马赛。当蛮族部落逼近的时候，为鼓动懒散的人心而进行斗争。在这期间，官僚政治的疯狂变得更加疯狂。不给居留许可，可是又不给出境许可。他们既不让你待着，又不让你离开。最后，你总算拿到了你的出境许可，可是你的西班牙过境签证正好又期满无效了。你要另搞一张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葡萄牙签证，而这又取决于另外一个什么条件。这就意味着，一切你又得从头开始——你的日子将在领事馆门外的等候中度过，在那天堂与地狱的通廊里！疯狂的恶性循环！” “起初，我们走进一个平静的地带，”施瓦茨说，“那天晚上，海伦哭了一通。我在一处偏僻的旅馆里找到了一个房间。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像一对真正结了婚的夫妇那样，两个人单独住在我们自己的屋子里——这使她禁不住流泪了。后来，我们默默无言地坐在那个小花园里。天气很凉，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想去睡觉。我们喝了一瓶酒，望着外面那条通往营里去的路。我心里涌起一种感激之情，那么深沉，那么强烈，简直近乎痛苦。那天夜里，其他一切都被挤掉了，甚至我对海伦健康的担心也被撇在一边。她哭了一场以后，仿佛超然物外，十分恬静，如同雨后的景色，又像宝石浮雕上的某些面容一样可爱。我肯定你是理解的，”施瓦茨说，“在我们这类人的生活中，疾病有着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你必须停止奔走了。” “我知道。”我辛酸地说。 “第二天晚上，我们看到一辆汽车顺着大路往拘留营驶去，由于灯火管制而熄灭了车灯。海伦变得神魂不安起来。我们整天待在屋子里，难得动弹一下。我们能有自己的一张床和一间房，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简直一分钟也不愿意错失。我们两个人都清楚，我们筋疲力尽到了一个何等的程度，我实在巴不得几个星期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家旅馆里。可是海伦要离开。她一望见那条通往营里去的路，心里就受不了。她生怕盖世太保仍然在寻找她。 “我们把我们仅有的很少几件东西拾掇好。趁我们还有这个地区的居留许可的时候，马上动身是明智的。万一我们在别的什么地方给逮住了，他们对付我们的最坏一招就是将我们遣送回来。他们不会囚禁我们——或者我们希望能如此。 “我的打算是到波尔多去，可是在路上，我们听说到那边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搭乘了一辆四座的雪铁龙汽车，司机劝我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躲一躲。他指点我们，离他要去的地方不远，有一座小别墅。他知道里面没有人住，也许我们在那儿可以暂宿一夜。 “我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那天下午近傍晚时分，司机让我们下了车。在我们前面那灰蒙蒙的光芒里，横着那座小别墅，其实那更像是一所乡间住宅。窗户黑沉沉的，没有什么帘帷。我走上石头的台阶，试了试门。它没有上锁，锁仿佛是被人强行撬开的。我的脚步声在半暗的通廊里回荡。我喊了一下，而唯一的回答便是一个断续的回声。屋子里都是空荡荡的。凡是可以搬走的东西，统统都给搬走了。可是仍然可以看出那种美轮美奂的十八世纪风格的内部装饰，镶着嵌板的墙壁，气派十足、比例协调的窗子，美丽的天花板，还有雅致的楼梯。 “我们慢慢地探测着这座房子。没有谁来回答我们的叫喊。我找寻电灯的开关，一个也没找到，根本没有电。别墅依然是当初修造时的那个样子。小小的餐室涂着金色和白色，我们进去的第一间卧室漆的是金色和浅绿色。一件家具也没有，房屋的主人一定已经把它们统统搬走，好好地保藏起来了。 “在阁楼上，我们了发现一箱面具，几套华丽而俗气的廉价服装，分明是一次舞会留下来的，还有几包蜡烛。更巧的是，我们还发现一张铁床和一块垫褥。在厨房里，我们找到了一点面包、几罐沙丁鱼、一束大蒜和半坛蜂蜜。在地窖里，还有几磅马铃薯、几瓶酒及一堆木柴。一句话，美妙仙境。 “每间屋子里，几乎都有一个壁炉。我们挑了一间卧室安顿下来，用几套服装把窗子遮好。我重新走出门去，发现了花园、一块蔬菜地和几株果树。树上还有几只苹果和梨子。我把它们摘下了，带回屋里。 “等到天色已经黑得再也看不见烟雾的时候，我才在壁炉里生了火，我们便吃起东西来。那气氛有点像闹鬼和施了魔法似的。火光在美丽的嵌板上闪耀，我们的身影在墙壁上端跳动，如同来自极乐世界的精灵。 “屋子里暖和起来了，海伦把衣服脱下，拿去烘干。她找出那套在巴黎买的晚礼服，将它穿上。我开了一瓶酒。我们没有酒杯，大家就对着瓶子喝起来。后来，海伦又换了一套衣服。那是一件面具斗篷和一个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半截子面具，她穿戴着这两样东西，在黑乎乎的楼梯上忽上忽下地走动。她一会儿从上面喊叫，一会儿从下面喊叫，她的嗓音从四面八方发着回响。我看不见她，我只听到她的脚步声。随后蓦然间，她站在我背后的黑暗中，我颈脖上可以感觉到她的呵气。 “‘我还以为我把你丢了。’我说道，把她搂得紧紧的。 “‘你怎么也不会把我丢了的，’她从面具的隙缝里轻轻地说着，‘可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吗？因为你从来也不曾试着要抓住我，如同一个农民要抓住他的土地那样。最最迷人的人，偏偏是个没有那种品质的闷蛋。’ “‘我知道我并不迷人。’我惊奇地说。 “我们站在楼梯平台上。卧室的门半开着，从开着的门缝里，漏出来一条摇曳闪烁的壁炉里的火光，落在楼梯栏杆的铜饰和海伦的嘴和肩膀上。 “‘你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喃喃地自语着。一双眼睛，在那面具背后直瞪瞪的，火辣辣的，看不见一点眼白，像是一条蛇的眼睛。‘可是，但愿你知道所有这些唐璜类型的人多么可怕就好了！好比一件衣服，你只能穿一次。你——你可不一样。你是我的心哪！’ “也许因为我们都化了装，这才激励我们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虽然带几分勉强，我也换上了化装外衣，让我的工装裤放到炉边去晾着。那摇曳的火光，那怪异的衣服，还有周围那‘美好时代’[67]的场景，协力同心，一齐把这种不寻常的语言塞在我们的嘴里。熟悉的语言也改变了它们的涵义。‘忠实’与‘不忠实’失去了它们那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和不妥协性，变得自相矛盾和可以交替使用了，而且还有那么多不同程度和细微差别。 “‘我们都死了，’海伦悄悄地说着，‘我们两个人。对死人是没有什么法律的。你死了，因为你带着一张死人的护照，而我是死在医院里。你看一看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好像两只华丽而俗气的蝙蝠，在一个死了的世纪里蹁跹飞舞。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纪，有着它的小步舞曲，有着它的优美仪态，有着它洛可可式[68]的天堂——可是种种的庆祝活动总是以断头台来结束，在寒冷的早晨那既晃亮而又无情的断头台。我倒想知道我们的断头台将会在哪里。’ “‘海伦，’我说，‘你不要那样说话。’ “‘哪里都没有，’她轻轻地说着，‘没有什么处决死人的断头台。他们不能杀我们的头，你总不能杀亮光和黑影的头吧？抓住我吧，在这儿，这种被施了魔法的金色的昏暗里，说不定其中有些东西会跟我们一起存在下去，来照亮我们那最后一息的可怜时刻。’ “一阵轻微的哆嗦通过我的全身。‘海伦，’我恳求着，‘不要那样说话。’ “‘一直记着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她低声说着，‘谁知道我们往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到美国去，’我说，‘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的。’ “‘我并不是在抱怨，’她说，脸贴在我的脸上，‘我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要不像现在这样，我们又将怎么样呢？还不是一对单调而平庸的夫妇，在奥斯纳布吕克过着单调而平庸的生活，怀着单调而平庸的感情，逢到夏天，有几个星期的假日……’ “我禁不住笑了起来。‘那是对生活的一种看法。’ “那天夜里，她十分快乐和欢畅。手里擎着一支蜡烛，她穿着那双购买于巴黎、历经了艰难险阻总算被保存下来的金色小拖鞋，奔下楼梯，从地窖里又拿来了一瓶酒。我守候在楼梯平台上，看她从昏暗中走上来，背后跟着重重叠叠的影子，她的脸在烛光中向我昂起。我很高兴，如果这个词也适用于一面镜子的话，这面镜子照出了一张心爱的脸，在无数影子的衬托下显得既纯洁又完美。 “炉火熄灭了。她在一堆服装下面沉沉睡着了。这是一个奇异的夜。后来，我听到飞机的呼吼声，那些洛可可式的镜子开始轻轻地咯咯作响了。 “我们单独在那儿住了四天。随后，我到最近的一个村子里去买了些吃的东西，听说有两条船就要离开波尔多。‘德国人还没有占领那个地方吗？’我问。 “‘占领了，也没占领。这要看你是什么人。’ “我跟海伦讨论了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她居然并不没有太大的兴趣。‘船哪，海伦！’我说，兴奋得忘乎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离开这儿。到非洲。到里斯本。到随便哪一个地方去。’ “‘为什么不在这儿住下去呢？’她说。‘花园里有水果有蔬菜。只要木柴不缺，我是一直可以煮东西吃的。面包嘛，我们可以到村子里去买。我们还剩着点儿钱吗？’ “‘有一点。再说，我还有一幅画。我可以在波尔多卖掉，作为买船票的费用。’ “‘眼下还有谁会买这些画啊？’ “‘那些有钱投资的人。’ “她笑了。‘那么就把这幅画卖掉，让我们在这儿住下去。’ “‘我但愿我们能够这样做！’ “她已经爱上了这座房子。在它的一边，有一个小公园。公园后面有一个果园和一片蔬菜地。那里甚至还有一个池塘和一架日晷仪。海伦喜爱这座房子，这座房子似乎也喜爱她。她很中意这个环境，以前住的是旅馆和营房，现在来了一个改变。在这座属于宁静过去的住宅里，我们化装了的生活给了我一种陶醉的希望，有时甚至还给我一种对死后生活的信心——好像这是我们的一次彩排演出。像这样的生活，我也巴不得过他个一百年。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想着波尔多。我觉得未必有这样的可能，如果城市已经被部分占领了，而轮船居然还可以开出去——不过，那时候战争到底还是没有全面打响。法国已经停战了，可是和约毕竟还不曾签订。想必是有一个占领区和一个自由区，但是法国执行任何协定都软弱无力，再说，德国人是由军队和盖世太保两方来代表的，而他们之间也并不一直都是联合行动的。 “‘我非得去打听个明白，’我说，‘你等在这儿，我设法溜到波尔多去。’ “海伦摇了摇头。‘我不愿意一个人等在这儿。我要跟你一起去。’ “这倒不是毫无道理的。安全地区和危险地区，再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分界了。你可以从一个敌军司令部里逃生，却又在一个遥远的岛上被盖世太保的特务逮住。没有什么你可以信赖的规律。 “我们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前行，”施瓦茨说，“我猜想，那样的旅行方式你一定很熟悉。事后回想起来，你简直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是可能的。步行，乘车——有段路程我们甚至骑了两匹背脊宽阔、脾气很好的农家牲口，有个雇工正要把它们牵出去卖掉。 “波尔多已经驻扎了军队。城市没有被占领，可是已经驻扎了军队。这情况让我们很吃惊，我们估计随时会被捕。海伦穿着一身并不显眼的衣裳，除了那套晚礼服，还有一条宽松的裤子和两件毛线衫，她的全部行装就是这些。我在背包里也还放着另一身衣服。 “我们把提包寄存在一家酒馆里。带着行李的人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尽管有不少法国人还拎着手提箱在走路。‘我们到旅行社去打听轮船的事。’我说。在这个城市里，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们果真找到了一家旅行社还开着门。窗子上贴着许多陈旧的广告海报：‘到里斯本过秋天’——‘阿尔及尔，非洲的明珠’——‘到佛罗里达度假’——‘阳光明媚的格拉纳达’。它们大多数已经完全褪色了，只有里斯本和格拉纳达的色彩却仍然璀璨辉煌。 “我们在窗子前面没有等候很久。有个十四岁的专家把情况告诉了我们。轮船吗？根本没有。这一类的谣言，沸沸扬扬已经传了几个星期了。在德国人来这里很久以前，一艘英国船开到这儿，为正在英国组织的波兰军团装走了波兰人和其他志愿参加那个军团的人。眼下，开航的轮船一艘也没有。 “我问他所有其他那些等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来干什么的。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跟你们一样的。’那个专家说。 “‘那么你呢？’ “‘我已经把离开的念头放弃了，’他说，‘对我来说，这里也有一条谋生的道路。我是一个译员、顾问、签证和住房的专家……’ “那倒并不奇怪。艰难时世促使人们早熟，而年轻人是不会被感伤之情或先入之见弄糊涂的。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那个专家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概况。军队就要撤走了，这是可能的，但是要搞到一张波尔多居留许可，这就很难了，要弄到一张签证也极不容易。眼下，据说在巴约讷[69]可以弄到西班牙签证，可是那里人太挤了。马赛看来是最好的地方，可是路程却很远。或早或晚，我们大家都是走那条路的。你是不是也走那条路来的？”施瓦茨问我。 “是的，”我说，“那是我们的骷髅地[70]。” 施瓦茨点点头。“我当然也到美国领事馆去试过。可是海伦有一张有效的德国护照，是由纳粹签发的，我们怎么能证明我们是有生命危险的呢？那些惊慌失措的犹太人，什么证件也没有，躺在门外的铺道上，他们仿佛才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我们的护照给我们提出了反证。连死去的施瓦茨的那张护照也一样。 “我们决定回到我们的那座别墅去。我们两次被宪兵拦住，我的暴躁脾气两次都起到了作用——我向宪兵们吆喝，把护照塞到他们鼻子底下，还嘀咕了几句军事当局。海伦笑了，她觉得非常滑稽。这个新策略，是我在回酒馆去取我们的行李的时候想起的。老板说他从来也没听到过行李啊什么的。‘要是你想去报告警察，你尽管去报告好了，’他微笑着说，‘可是我料想你是不愿意那么干的！’ “‘我不需要警察，’我答道，‘你只要把我的东西拿给我就行！’ “老板向那侍者做了个手势。‘亨利，先生想要走了。’ “亨利卷起袖管，走近来了。‘要是我是你啊，亨利，我会考虑考虑的，’我对他说，‘难道你就这么想知道德国集中营里是个什么情况吗？’ “‘Ta gueule.'[71]亨利说着，举起他的拳头。 “‘好吧，中士，开枪！’我大声喝道，视线扫过亨利。 “亨利信以为真。他环顾四周，可是拳头仍然高高举着，因此我便使出全副劲道猛踢他的腹股沟。他吼了一声，倒在地下。老板抓起一个酒瓶，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我抓起一瓶杜博尼酒，将瓶颈在柜台角上敲断，然后挥舞着这件武器。老板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背后又有一个酒瓶摔破了。我没有向四周观望，我不能让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是我，’海伦说，接着又向老板嚷道，‘Salaud！[72]把东西还给我们，要不，看你还会留着你的脸蛋才怪！’ “一只手里抓着那个摔破的酒瓶，她蹲下身子，朝老板走去。我用那只空着的手将她抓住。她那个酒瓶一定是绿茴香酒的，因为突然之间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茴香味儿。一连串码头装卸工人的咒骂倾注在老板身上。海伦仍然伛偻着身子，试图挣脱我的那只手。老板退到柜台后面去了。 “‘这里出了什么事啦？’门口那儿有个声音用德语问道。 “老板开始龇牙咧嘴地笑了。海伦转过身去。为了对付亨利而被我捏造出来的那个德国中士，居然亲临现场了。 “‘他有没有受伤？’那个中士问。 “‘那只猪吗？’海伦指着亨利，那家伙仍然弯着身子躺在地板上，将拳头放在腿缝中间。‘那不是血。那只是杜博尼酒！’ “‘你们是德国人吗？’那中士问。 “‘是的，’我回答，‘我们的东西给抢走了。’ “‘你们有证件没有？’ “那老板又龇牙咧嘴地笑了。看样子他好像懂得几句德语。 “‘证件吗，我们当然是有的，’海伦生气了，‘我一定要请你帮我们一个忙。’她举起她的护照。 “‘我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于尔根斯的姐姐。你瞧……’她指了指护照上的日期。‘我们眼下住在一座庄园里。’她说的那个别墅的名称，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只是到波尔多来玩一天。我们把东西留在了这儿，交给这个贼。现在，他硬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东西。请你帮我们一个忙。’ “她又朝老板那儿走去。‘是真的吗？’中士问他。 “‘那当然是真的。德国妇女不说谎话！’海伦说。那是民社党政权的愚蠢口号之一。 “‘那么你又是谁？’中士问我。 “‘汽车司机。’我说，拉了拉我的工装裤。 “‘好的！你还在等什么？’中士向老板咆哮。 “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人不再龇牙咧嘴地笑了。 “‘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的这个下流场所给封了？’中士问道。海伦津津有味地翻译着，中间还插入了她自己加进去的‘salauds’和‘sales étrangers’[73]等几个词。我自己常常被人家用这些个字眼来叫骂，因此听到她管这个住在他祖国的法国人叫卑鄙的外国佬时，就给我一种特殊的快感。 “‘亨利！’那老板吼道。‘你把东西都搁到哪儿去啦？这对我来说全是新鲜事。’他对中士说道。‘一定是他把东西给拿走的。’ “‘他在胡扯，’海伦说，‘他只是想把罪责推在他的打手身上。快，把东西还给我们，’她向老板吆喝，‘要不，我们就去叫盖世太保了！’ “那老板踢了亨利一脚。亨利鬼鬼祟祟地溜走了。‘我请求您原谅，’老板对中士说，‘这只是一个误会。你想来点儿什么，我买单？’ “‘干邑白兰地，’海伦说，‘要最好的。’ “老板往柜台上放了一个酒杯。海伦朝他瞪了一眼。他又加上了两个。‘您是一位勇敢的女子。’中士说。 “‘德国妇女是无所畏惧的。’海伦引用了纳粹手册上的这一句话，把破碎的绿茴香酒酒瓶放下了。 “‘你驾驶的是哪一种汽车？’中士问道。 “我直愣愣地紧瞅着他那双天真的灰色眼睛。‘梅赛德斯牌的，当然。那是元首的汽车嘛！’ “他点点头。‘这儿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是不是啊？不像咱们的家乡，但十分漂亮。你喜欢这儿吗？’ “‘很可爱。可是不像咱们的家乡，当然。’ “我们喝着酒。这干邑白兰地倒是挺出色。亨利拿着我们的东西进来了，把它们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翻看了一下背包。什么也没有丢。 “‘样样东西都在。’我跟中士说。 “‘这是侍者的过错，’那老板说，‘你被解雇了，亨利！走吧！’ “‘谢谢你，中士，’海伦说，‘你是一个德国军人，又是一位拥有骑士风度的人。’ “那中士敬了个礼。他还不满二十五岁。‘还有被摔破的两瓶绿茴香酒和杜博尼酒的账款要付咧。’老板说道，他勇气又恢复了。海伦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他不是一个有骑士风度的人，’她又补充说，‘用不着付。这是自卫。’ “那中士从柜台上拿起了旁边的一瓶酒。‘这瓶我拿了，’他说，带着一种豪侠的神气，‘胜利者总得享受一些特权！’ “‘女士不喝橙酒，’我说，‘把那瓶干邑白兰地拿上吧，中士，尽管已被打开了。’ “中士把那瓶酒送给了海伦。我把它放在了背包里。一到门外，我们就互相道别。我本来在担心那个德国兵会要我们陪他去看我们的梅赛德斯汽车，可是海伦把这件事巧妙地应付过去了。他临别时说的话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我们有秩序。’ “我目送着他。秩序，我暗自思忖。用严刑拷打，弹穿颈项，以及集体屠杀得来的秩序。像酒馆老板那样的小流氓，我会碰上一百万个咧！ “‘你觉得怎么样？’海伦问道。 “‘很好嘛。我倒不知道你会那样子咒骂。’ “她笑了。‘这是我在拘留营里学会的。怎么样的一种宽慰啊！把一年的拘留生活从我背上卸下来了。可你又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本领，能用破酒瓶跟人打架，照准人家要害的地方踢腿呢？’ “‘为了人权而打架呗，’我回答，‘我们正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为了确保和平，我们要进行战争。’ “那差不多是正确的。我们要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便是说谎和欺骗。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到农民的树上去偷果子，到他们的畜栏里去偷牛奶。那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危险，荒谬可笑，有时候还叫人伤心，而且往往很有趣——但是从来没有半点儿痛苦。我刚才跟你讲了一个关于酒馆老板的插曲。类似的事情开始不断地发生。你大概也有同样的经历吧？” 我点点头。“是的，的确很有趣，如果你能用那样的眼光去看待的话。” “我是慢慢学会的，”施瓦茨说，“通过海伦。她不再把过去记在心上。在我只是偶然经历的事，在她却是日常中光辉灿烂的现实。每天，过去都在她背后化为乌有。她的全部经历聚集到了现在。在别人那里铺展于整个一生的事，在她却集中于瞬息之间。但是，这种集中倒也没有什么疯狂或者歇斯底里的成分。那是十足轻松自在的，如同莫扎特一般宁静安详，如同死一般不可抗拒。世俗意义上的道德和责任已经不复存在了，代替它们的便几乎是非人间的更崇高的动力。已经没有时间来做平凡的事了。她像烟火一样闪闪发光，可是她的烟火却不留一点灰烬。当时我并不知道，可是她已经丧失了得救的希望，她知道挽救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既然一味坚持，她就照样扮演下去——而我，好像一个傻瓜，把她拖在身边，从苦路的一个站走到下一个站，走完所有的站[74]，从波尔多到巴约讷，路远迢迢地赶到马赛，最后来到了这儿。 “当我们来到别墅的时候，它已经被占用了。我们看到军服，士兵们搬来了木头工作台，军官们穿着空军的马裤和擦得油光雪亮的高筒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活像一只只古怪的孔雀。 “我们躲在公园里一株山毛榉树和一座大理石女神像的后面，偷偷地观望着。那是一个柔和的薄暮。‘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留在那儿吗？’我问。 “‘树上的苹果，空气，金色的十月，还有我们的梦。’海伦说。 “‘这些东西，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把它们留下来了，’我回答，‘好像秋天那飘荡的蜘蛛网。’ “平台上，一个军官大叫大嚷地发出一道命令。‘二十世纪的声音，’海伦说，‘咱们离开这儿吧。今天夜里，我们到哪儿去歇宿呢？’ “‘随便哪里的干草堆里，’我说。‘或者，说不定甚至还可以睡在床上。不管怎么样，总是两个人在一块儿。’” 16 “你还记得法国巴约讷的领事馆外面那片广场吗？”施瓦茨问。“难民们四人一行排着长队，可是没大一会儿，队伍就乱了。难民们张皇失措，把入口处给塞住了，哭泣啊，呻吟啊，为了抢到位置大打出手。” “我记得，”我说，“还发放一种站队券。” “凭这张券你有权站在外面。可是人群照样把入口给堵住。当一扇窗推开的时候，原来的呜咽变成了尖叫和怒号。他们只好把护照从窗口里扔出来。上百只胳臂高高举起。人群活像一片森林。” 那些姑娘都睡觉去了，只有两个人还在。其中一个相当漂亮，悠闲地走到我们的桌子面前，打了个呵欠。“你们真有趣。净是谈啊谈啊。现在是我们要去睡觉的时候了。不过咖啡馆全都已经开啦，如果你们还想谈下去的话。”她开了门。清晨又白又嘈杂，冲进来了。太阳照耀着。她在我们背后把门关上了。我看了下表。 “那船，今天是不会启航的了，”施瓦茨说，“要到明天夜里才开。” 他察觉到我不相信他的话。“咱们去看看吧。”他说。 在静悄悄的妓院里待过一阵之后，外面的喧闹最初几乎让人受不了。施瓦茨纹丝不动地站着。一大群孩子奔跑着过去，拿着一满筐一满筐的鱼。“瞧他们个个都在奔啊，叫啊，”他说，“倒像谁都没有什么牵挂似的。” 我们走到了下面的港口。海浪滔滔，凉风习习，阳光刺目，可是没有一点暖意，帆篷在微风中飘动。人人都为这个早晨，为他的工作和他自己而忙得发昏。我们却像两片枯叶那样在这种熙熙攘攘中游荡。“你不相信那条船要到明天才启航吗？”施瓦茨问。 在冷酷无情的日光里，他显得十分疲累和衰弱。 “我没法相信，”我说，“你明明告诉我船是今天启航的。咱们去问一问。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关系可太大了。” “本来对我也是关系很大的。随后，忽然它一下子变得一点意义都没了。” 我没有回答。我们继续往前走着。一阵极度的急躁情绪控制着我。生活用它的呼喊和色彩向我召唤。黑夜已经过去。难道我们一定还要继续用魔法把阴影召来吗？ 在一家贴满了海报的店铺前面，我们立定了。在橱窗里，有块白色的招牌，上面写着一个通告：轮船延至明日启航。 “我快讲完了。”施瓦茨说。 我已经赢得了一天。尽管看到了那块招牌，我还是去试了试店门。门还锁着。一二十个人眼睁睁地望着我。当我抓住那个门把手的时候，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拢了几步。他们都是难民。等他们看见店门还锁着，大家就转过身去，假装在看着橱窗。 “你看你还有时间。”施瓦茨说，并建议我们再到港口去喝点儿咖啡。 他急匆匆喝着滚热的咖啡，用双手捧着杯子，仿佛要取暖似的。“现在什么时候啦？”他问。 “七点半。” “一个小时，”他喃喃自语着，“过一个小时，他们就要进来了。”他抬眼观望。“我不愿意跟你讲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刚才讲的是不是有点儿悲伤了？” “不。” “那么它听起来像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像一个爱情故事。” 他的面容松弛了。“谢谢你。”他说。他又振作起来。“那可怕的部分是在比亚里茨[75]开始的。我本来听说有条小船正在从圣让-德吕兹[76]开出来。其实并没有这回事。等我回到公寓的时候，我发现海伦倒在地板上。她的脸在抽搐。‘一阵痉挛，’她悄声地说着，‘会过去的。别管我。’ “‘我去请一位医生来！’ “‘不要医生，’她气喘吁吁地说道，‘我用不着请医生。会过去的。你过五分钟再来。别管我！你照我说的做去。不要医生。出去吧！’她喊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过十分钟再来，那时候你——’ “她挥挥手叫我出去。她不能说话了。可是她的一双眼睛里却弥漫着那么一种吓人的、让人不能理解的恳求，这使我终于走出来了。我站在房子前面，凝视着街头。 “随后，我去打听医生，有人告诉我，有个杜布瓦医生就住在离这里没有几条马路的地方。我奔到他的住处。他穿上外衣就跟我走。 “等我们回到家里，她已经躺在床上了。她满脸是汗，湿漉漉的，可是她已经平静多了。‘你还是去请来了一位医生。’她说着，那种责备的口吻，简直好像我是她最凶恶的敌人。 “杜布瓦医生迈着慢悠悠的小步，走到了床边。‘我没有病。’她说。 “‘女士，’杜布瓦笑盈盈地说，‘这个嘛，我们不妨让医生来诊断好了。’他打开药包，取出他的医疗用具。‘别来管我们。’海伦跟我说。 “我心慌意乱地走出了屋子。我想起营里的医生说过的话。我在街上踱来踱去，定睛瞅着街对面那间车库上的一张米其林轮胎的广告。那个用轮胎组成的胖子，变成一个由内脏和蠕动着的白蛆混合起来的阴暗符号。我听到车库里发出来的捶击声，好像有人在那里制造一口铁皮棺材似的，而蓦然间，我知道这个威胁老早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一个铅色的背景，在它的衬托下我们的生活变得轮廓更加鲜明，正像一片阳光照耀的森林，被一道暴风雨云层的墙衬托着一样。 “我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杜布瓦才走出来。他蓄着一小撮山羊胡，我猜想他在这里行医，主要是为避暑的人们开一点治疗咳嗽和清醒宿醉的温和药物。他那种扭扭捏捏的步态就叫我非常失望。在比亚里茨，当时正是一个淡季。任何病人上门就医，他无疑都会感到高兴。‘您妻子……’他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 “我直愣愣瞪着他。‘怎么了？把真相告诉我，要不，您就什么也不要说。’ “刹那间，一抹十分凄凉的淡淡微笑把他完全给改变了。‘把这个拿去，’他掏出一本处方笺，写了几个难认的字，说道，‘到药剂师那里去配制。要确保他们把药方还给您。您需要配多少次，就可以用它多少次。这一点我已经在药方上注明了。’ “我把这张白色的纸收下了。‘这是什么药？’我问。 “‘您什么都做不了，’他答道，‘记住这一点。您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什么药？您别搞得那么神秘。我要知道实情！’ “他没有回答。‘什么时候您需要它，您就到一个药剂师那儿去，’他说，‘他们会把药配给你的。’ “‘这是什么药？’ “‘一种强效的镇静剂。一定要有医生的处方，您才配得到这种药。’ “我把这张药方收好。‘我该付您多少钱？’ “‘不用付。’ “他扭扭捏捏地走了。到了拐角那儿，他又转过身来。 “‘配了药，把它藏在您妻子找得到的地方。这件事您千万不要跟她谈起。她知道。她真了不起啊。’ “‘海伦，’我跟她说，‘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病了。为什么你一点都不跟我讲？’ “‘不要折磨我了，’她有气无力地答道，‘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吧。’ “‘你不愿意谈它吗？’ “她摇了摇头。‘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难道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助你吗？’ “‘没有，我最亲爱的，’她说，‘这一回，你是没法帮助我了。要是你能，我早告诉你啦。’ “‘我手头还有那一小幅德加的画。在这儿，我可以把它卖掉。在比亚里茨，有钱人有的是。卖掉以后，那笔钱是够你住医院的。’ “‘难道要让我被捕不成？再说，那也没有一点好处。相信我吧！’ “‘难道就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 “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色是那么苦恼，那么悲惨，弄得我不敢再问她了。我决定去找杜布瓦，再问他一下。” 施瓦茨不吱声了。“她患的是癌症吗？”我问。 他点点头。“好久以前，我早该怀疑到的。在瑞士，他们告诉她说，她不妨再动一次手术，不过那也没有什么用处。她已经开过一次刀，我看见的那个疤就是。专科医生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了她。她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再动几次没有用处的手术，结果会让她永远住在医院里，要么在外面度过她短暂的余生。他还告诉她，即使住在医院里，她也未必能多活一些时日。她当时决定不再开刀。” “她不愿意告诉你吗？” “不愿意。她恨她的病。她试着不去理会。她觉得自己被弄得乌七八糟的，仿佛许多虫豸在她身子里到处乱爬。她有个感觉，那疾病像是一种海蜇之类的东西，在她身体里生存和滋长。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会引起反感。或许她甚至还希望，用这种不去理会它的办法可以摆脱癌症。” “而你也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这件事吗？” “很少谈起。她跟杜布瓦讲了，后来，我要杜布瓦把真情实况讲给我听，他又给了我一些麻醉药品。他告诉我，疼痛将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说，也有可能结束得又快又顺利。我没有跟海伦讲起这件事。她也不要我讲。她威胁说，假如我不肯随她自己的便，她就自杀。从这以后，我便装作已经相信了她——相信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害处的痉挛罢了。 “我们只好离开比亚里茨。我们相互诓骗着。海伦监视着我，我也监视着她，可是不久，这种诓骗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力量。首先，它摧毁了我最害怕的那个东西：时间的概念。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概念已经消失了。尽管一想到我们前面的时间剩下的多么有限，仍然会使我们着慌，可是我们的恐惧已经变得如同玻璃一样透明。它不再是笼罩在我们岁月上面的云翳，它已经变成一种能把一切扰乱人心的念头岔开的挡板，它们就是不能闯进来。每逢海伦睡熟的时候，我曾出现过一阵又一阵绝望的心情。她躺在那儿轻轻地呼吸着，我便直愣愣瞅着她的脸，同时也瞅着我一双结实的手，对于我们的皮肤强加给我们的那种可怕的孤独之感，那个永远也不能架桥跨越的海湾，我能够理解了。我那健康的血液，无法医治我爱人疾患的血液。那是我不能理解的。死亡也是。 “一刹那的时间变成了最宝贵的东西。明天竟像永恒一样遥远。每逢海伦醒来的时候，一天开始了，每当她睡着，我摸到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思想便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我拟订了建筑在奇迹基础上的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或者虚构一种眼前的哲学，而对其他的一切都熟视无睹。可是我的一切空想都被晨光所驱散，被晨雾吞没了。 “气候转冷了。我拿着德加的画东奔西走，它理应换回前往美国的路费，而且我也乐于卖掉它。但是在我们经过的那许多小城镇和乡村里，没有人愿意出一个公道的价钱。这里那里我们干着各种营生。我学会了在田间干活。我挖沟锄地，忙一点我觉得很高兴。也不光是我们这两个人。我亲眼看见教授们在锯木材，歌剧演员在刨甜菜。农民表现得总像是——农民，他们趁机利用这种便宜劳动力。有的人稍稍付几个钱，有的人供给饭食和宿夜的场所。还有的人干脆把你撵走。我们就这样向马赛进发。你有没有去过那儿？” “谁没有去过啊？”我说。“那是宪兵和盖世太保的猎场。他们在几个领事馆前面，把难民像兔子一样给包围起来。” “他们差一点把我们逮住，”施瓦茨说，“在马赛负责Service des étrangers [77]的地方官，运用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拯救难民。我仍然一心想要弄到一张美国的签证。在我看来，一张美国签证也许甚至可以抑制癌症。要弄到一张签证——这一切你全知道——你必须证明你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或者你必须被列在美国拟订的知名艺术家、科学家或是知识分子的名单里面。仿佛我们这一大批人都没有处于危险境地似的——而且仿佛人并不是彼此平等似的！普通人与要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岂不带有低人一等的寄生虫与超人相对立的纳粹观念的意味吗？” “他们不能把人人都收容嘛。”我说。 “不能？”施瓦茨反问道。我没有回答。有什么可回答的呢？是和不是都一样。 “那为什么不去收容那些被剥夺得最惨的人？”施瓦茨问道。“那些没有名姓和没有名望的人。” 我还是一声不吭。施瓦茨有两张美国签证——他还想要些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发给任何人一张签证，必须凭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人在那边写下宣誓书，保证这个人将来不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了。“我在那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是有人给了我一个纽约的地址，我便写了一封信去。我也给另外几个人写了信。我把我们的处境描述了一番。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这事我全做错了。病人根本不容许到美国去。患着不治之症的病人更是连考虑也不会加以考虑的。我应当说，海伦的身体很健康。这一席话，海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一部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马赛，谁也不会谈论别的什么事儿。好像一大群蜜蜂发了疯似的。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卡奴比埃尔大街的一家饭店里。风在街头疾卷而过。我并不泄气。我希望找到一位仁慈的医生，肯给海伦出一张健康证明书。我们仍然在玩着那套把戏，装作彼此都很相信，装作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写过一封信给她营里的长官，请他出一张说明我们处境危险的证书。我们找到了一间小屋子。我还搞到了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夜里在一家饭店里充当洗碗碟的非法临时工。我们有了一点钱，一位药剂师按照杜布瓦的药方配给我十安瓿的吗啡——因此，就当时来说，凡是需要的东西，我们全都有了。 “我们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眺望着窗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少有的舒适享受，因为整整一个星期用不着东躲西藏。蓦然间，海伦吃惊地跳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她正在凝神注视着起风的沉沉黑夜。‘格奥尔格！’她悄悄地说道。 “‘在哪儿？’ “‘在那辆敞篷汽车里。他刚才开过去了。’ “‘你能肯定吗？’ “她点点头。 “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几次试图从开过的汽车里辨认人的面貌，结果发现都不可能。但是我的疑虑还是消除不了。 “‘为什么他偏偏要到马赛来？’我问。可是停一会儿，我就意识到对他来说，马赛正是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去处——所有在法国的难民最后一个避难所。 “‘我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我说。 “‘我们能往哪儿去呢？’ “‘西班牙。’ “‘那里不是更危险吗？’ “谣传盖世太保已经在西班牙自由自在地安顿下来，又说难民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以后，就引渡给德国当局。不过在那些日子里，各种各样的谣言都在沸沸扬扬地流传。你不能够什么都相信。 “我另外还得试试那场早已竞争激烈的比赛：西班牙过境签证。只有在你有了葡萄牙签证之后才能发给，而葡萄牙签证，又须以拥有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为申请的条件。更别提那最最糟糕的官僚主义诡计：法国出境签证。 “有一天夜里，我们突然撞到了好运：有个年轻的美国人跟我们搭讪了。他稍微有几分醉意，正在找个人跟他用英语聊聊。几分钟之后，他坐到我们的桌子上来，给我们买了饮料。他大约二十五岁，正在等候一条船把他送回美国。‘你们干吗不来啊？’他问。 “我一时间没吱声。这句天真的问话仿佛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形成了一条裂缝。他生活在另一个行星上。在他看来，如同喝水一样自然，于我却如同上昴宿星团一样难以办到。‘没有签证啊。’我最后这样说。 “‘那不是什么障碍。在马赛这里，我们有一个领事馆。都是些真正的好人。’ “我知道那些真正的好人。他们都是神一般的人物。你在街上等候几小时，还只能见到他们的秘书。后来，我们被准许在地下室等候，因为难民往往在街头会被盖世太保的特务们抓走。 “‘我明天带你们到那边去。’那个美国人说。 “‘好。’我说，有一会儿我并不相信他的话。 “‘让我们为这个干一杯。’ “我们干了杯。他那张青春无邪的脸简直叫我受不了。他跟我们讲到百老汇的灯光海洋。这在一个灯火管制的城市里听来委实是童话故事。当他偶然提到一些演员、戏剧和夜总会的名字，以及当他追忆起一个从来不知道战争的城市那无害的喧嚣的时候，我注视着海伦的脸。我很沮丧，同时又很高兴，看到她正在听着，因为在这以前，每一次提到美国，她总是古怪而沉默地漠然置之。这会儿，她倒是容光焕发，在纸烟的雾霭中她微微笑着，还答应让那个人带她去看他喜爱的戏剧。我们喝着酒，知道这整个事情一到明天就会被忘记得一干二净的。 “我们估计错了。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十点整来找我们。我宿醉未醒，而海伦却不愿意去。天正在下雨。难民的队伍，照例已经排好在了领事馆外面。那真像是一场梦。人群在我们前面分开，如同红海在逃离法老的犹太人前面分开一样。美国人的绿色护照是打开一切门户的金钥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把情况向那个年轻人解释清楚以后，他便十分漫不经心地宣称，他愿意为我们担保。这话听上去有点荒唐，他还那么年轻。在我看来，替我担保，他总得比我年纪大些吧。我们在领事馆大约花了一小时左右。几个星期之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申请，说明我们为什么处境很危险。通过瑞士的中间人——这可让我招来了无穷的麻烦——我已经接到信件，证明我确曾在德国集中营里关过。我还提出证明，说是格奥尔格正在寻找我们两个人，要把我们带回德国去。他们叫我过一个星期再来。一到外面，那个美国人便同我握手。‘遇到你很好。这儿——’他掏出一张名片。‘你到了那边，请打个电话给我。’ “他挥了挥手，准备离开了。‘可是，万一变卦了怎么办？如果我需要你呢？’我问。 “‘怎么会变卦呢？一切都解决了。’他笑了起来。‘我父亲是个相当知名的人士。我听说明天有条船要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去。我想在我回国之前到那边去迅速转一转。谁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再到这儿来呢？眼下，我还是尽可能地多看看。’ “他一溜烟走了。六七个难民把我团团围住，向我打听他的姓名和住址。他们猜到了刚才发生的事，也想插手进来捞一点好处。当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他住在马赛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些十分难听的字眼来骂我。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拿给他们看一张有着他在美国住址的名片。他们便把它抄了下来。我告诉他们，这个没有用，那个人就要到奥兰去了。他们说，他们会在他的轮船开出以前，到码头上去等他。我动身回家，心里很乱。说不定我把名片拿给他们看了，就把一切事情都毁了，可是张皇失措已经使我丧失了理智。不过无论如何，等我越来越确信做得不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整个事情毫无希望了。 “我把这一切经过都跟海伦讲了。她微微一笑。那天晚上，她非常温柔。我们从一个转租人那里租了一间小屋子——你知道这些地址都是口口相传听来的。我们答应代为照管的那只绿色金丝雀，在铁丝鸟笼里叫得好像发了疯，一直没有个休歇。偶尔有一只猫，从附近的屋顶上跳进来，蹲在窗台上，用一双黄橙橙的眼睛贪婪地瞅着这只鸟。天气很凉，可是海伦要让窗子打开着。每逢她感到疼痛的时候，总是这样做的。 “这房子一直到夜半更深才算清静下来。‘你还记得那座小别墅吗？’海伦问。 “‘我记得，却仿佛是人家告诉我似的，’我说，‘好像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别人在那儿住过一般。’ “她瞧着我。‘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她说，‘每一个人，他心里总有好几个人。个个都不一样。有时候，其中的一个独行其是，主宰了一会儿工夫。随后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已经回来了。’她朝我转过脸，露出一种催促的神色。‘不是吗？’ “‘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几个人，’我说，‘我总是一成不变的这副老样子。’ “她使劲地直摇头。‘你错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忘了它吧。瞧窗台上的那只猫。还有那只傻头傻脑的鸟。一点危险都没发觉。那个自得其乐的受骗者！’ “‘那猫永远抓不到它。它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 “海伦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她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谁愿意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啊？’ “将近早晨，我们醒来了。看门人又是叫，又是骂。我把衣服统统穿好，准备逃跑，开出门去，却不见什么警察的踪影。‘血！’那个女人尖叫着。‘她难道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吗？乱七八糟！现在，我们只好去找警察了。这原来就是好心的下场。人家就利用你的好心嘛。还有她欠我的那五个星期的房租！’ “别的房客聚集在门廊那灰蒙蒙的光里，朝我们隔壁那间屋子里张望。有个六十岁的女人，割断腕关节上的静脉自杀了。血顺着她的床边流下来。‘找个医生去。’拉赫曼说。他是从法兰克福逃来的难民，在马赛靠贩卖念珠和圣像过活。 “‘医生！’看门人气呼呼地说。‘她死了都快几个小时了。你难道看不出来？让你们大家住进来，竟然会落到这样一个结果。现在，我们就要找警察去。他们会把你们一大批人抓走，反正不干我的事。还有那张床——我怎么把它弄干净啊？’ “‘我们会把它弄干净的，’拉赫曼说，‘可是，不要去把警察找来。’ “‘还有她的房租呢？她的房租怎么办？’ “‘我们来筹集，’一个穿着红色和服晨衣的老妇人说，‘我们还能去别的什么地方呢？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可怜了她，她反而利用我的好心。至少，她要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就好啦！’ “那看门人仔细翻检了一遍。一只灯泡，发出一缕淡黄色的光。床底下有一个便宜的纤维板手提箱。看门人在铁床那没有血的一头跪下，把它拉了出来。在她的条纹便服下面，那个撅起的屁股叫她看来好像是一条肮脏的大虫子正在朝猎物猛扑过去。她把手提箱打开。‘什么也没有！净是些破烂。破鞋。’ “‘瞧这儿！’那个穿红色晨衣的老妇人，指着一只小盒子说。她名叫卢齐厄·勒韦，她在黑市上出售人家丢掉的袜子，还修补破碎的瓷器。 “看门人把小盒子打开。在一块作为衬垫的桃红色棉花上，放着一根很细的链条和一只镶着一块小宝石的戒指。 “‘金的吗？’看门人问。‘一定是镀金的！’ “‘金的。’拉赫曼说。 “‘如果是金的，’看门人说，‘她早在寻短见以前就把它卖掉了。’ “‘人不是因为饥饿就会卖掉所有东西，’拉赫曼平心静气地说，‘那是金的，一点不假。而且那块小小的宝石还是块红宝石。至少要值七八百法郎呢。’ “‘别引我发笑了。’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去卖掉。’ “‘还来哄骗我吗，呃？啊，不会是金的，我的朋友，你找错门道了。’ “她只能去招呼警察。那是回避不了的。这时候，难民房客都不见了。他们大多数开始每天的活动——到领事馆去等候，或者试着去卖掉一点东西，或者去寻找一个工作。我们其余的人就到最近的教堂里去。我们在拐角上布置了一个人进行望风，要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道路畅通[78]。教堂是安全的。 “弥撒正在进行。过道里坐着一些穿黑衣服的女人，弯腰曲背，活像一个个黑乎乎的小丘。蜡烛在无动于衷地燃烧，风琴在弹奏，火光在举起的金色圣餐杯上闪耀，这圣餐杯里盛着基督的血，就拿这点血，他拯救了世界。世界被引向了何方？它被引向流血的宗教战争，宗教的盲目信仰，宗教裁判所的严刑拷打，对行巫者的搜捕，以及对异教徒的火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仁爱的名义干出来的。 “‘咱们干吗不到火车站去？’我问海伦。‘那儿要暖和一些。’ “‘好吧，不过还得稍等一下。’ “她走到讲台下面一张靠背长椅旁边，跪了下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祈祷和向谁祈祷，可是我却想到了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等候她的那一天。我当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人，这个人一天比一天让我更觉陌生，但也让我更觉接近。现在，她仿佛再一次从我这里闪开，溜到一个王国里去，那里所有的名字都被忘掉，那里只有黑暗，也许还有某些属于黑暗的难以言明的法条。她抵制那个黑暗的王国，她回来了，可是跟我曾经试图相信的不一样，她再也不是属于我的了。也许她从来没有属于过我，到底谁属于谁呢？再说，属于一个人，这一个属于那一个，那一个又属于这一个，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还不是一个可怜的幻觉，一种常规的俗套？她一次又一次，像她说的那样回来这么一小时，回来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回来这么一个夜晚。而我呢，常常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不被准许查账的审计员。这个无法理解的、不幸的、倒霉的、心爱的人儿，不管她爱怎么干，喜欢告诉我些什么，我只能毫无疑问地接受。我知道这也还有其他的名字，一些廉价的、方便的、轻蔑的名字——但是，它们只适用于其他的情况，适用于那些把自私的欲望错当作还愿匾的人。寂寞需要有人做伴，不问这个做伴的人是谁。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也许会孤单，可是你绝不会寂寞。 “‘你祈祷是为什么？’我问道，随后又觉得很后悔，我不应该这样问。 “她古怪地瞅了我一眼。‘为一张美国签证。’她这样回答，可我知道她是在撒谎。说不定恰恰相反。我寻思了一会儿——她对我那个美国计划的消极抗拒，常常给我深刻的印象。‘美国吗？’有一天夜里她说。‘你到美国去做什么？干吗要跑得那么远？等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又会有另一个美国你要赶去了，随后还会有另一个，这你不知道吗？’她不愿意再有什么改变。对未来的一切信念，她都已经放弃了。正在毁灭她的死神，也不想跑开。它控制着她，正像一个活体解剖者那样，在观察着一个又一个器官，一个又一个细胞被改变、被破坏，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它跟她玩着残酷的假面游戏，这同我们在别墅里那次天真的化装游戏没有太多的差别。一分钟又一分钟，这个用那颤巍巍的眼神觑着我的女人，可能对我满腔憎恨，或者满怀热爱。有时候，她是一个抱着令人伤心的勇气输了钱的赌徒；有时候，她又是满心的渴望和绝望。可是她毕竟总是一个人，从黑暗中出来，她只能回到我这儿，对此，她在最后的、英勇的、惊惧的战栗中觉得很感激。 “望风的人走了进来，报告大家说警察已经撤走了。 “‘咱们本应该去博物馆的，’拉赫曼说，‘那儿有暖气。’ “‘这里也有博物馆吗？’一个驼背的少妇问，她丈夫已经被警察抓走，她等了他有六个星期了。 “‘当然。’ “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死去的施瓦茨。‘你想去吗？’我问海伦。 “‘现在不想去。咱们回家吧。’ “我不要她再看到那个死了的女人，可是她一定要去。我们到家的时候，看门人已经平静下来了。大概她已经把那根链子和那只戒指估了价吧。‘可怜的女人，’她说，‘这一下她连个名姓都没有了。’ “‘她难道没有证件吗？’ “‘她有一张sauf-conduit [79]。警察到来之前，别人通过抽签把它拿走了。抽到签的是那个红头发的矮小女人。’ “‘那很好。她什么证件也没有。我可以肯定，死了的女人不会在意的。’ “‘你们想去看看她吗？’ “‘不啦。’我说。 “‘想。’海伦说。 “我跟她一起进去。那女人的血已经不流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两个难民妇女正在替她揩身。她们把她如同雪白木板一样翻过来，她头发披散着，一直拖到地板上。 “‘快出去！’她们当中有一个用嘘声轰赶我。 “我走了出来。海伦留在那里。过没多久，我就回去找她。她独自一个人站在狭小屋子里的床脚旁边，直愣愣瞪着那张苍白凹陷的脸，有一只眼睛还没有完全闭上。‘走吧。’我说。 “‘原来就是这副样子，’她喃喃地说，‘他们打算把她葬在哪儿？’ “‘我不知道。总是在埋葬穷人的地方。如果要花钱，看门人会向大家募款的。’ “海伦没有搭腔。寒气从开着的窗子里吹进来。‘她什么时候下葬呢？’她问。 “‘明天或者后天。说不定他们还要解剖一下尸体呢。’ “‘为什么？难道他们还不相信是自杀？’ “‘呃，我估计他们会解剖的。’ “看门人进来了。‘明天他们要把她送到一家医院去解剖。年轻医生的开刀手术，就是那样学的。对她来说，反正也无所谓了，这么一来，钱可以不花了。你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不了。’海伦说。 “‘我倒需要一杯，’看门人说，‘我心里烦死了，虽然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们大家总有一天都得走那条路啊。’ “‘是啊，’海伦说，‘可就是谁也不愿意相信。’ “我半夜醒来。她正坐在床上，仿佛在谛听。‘你是不是也闻到了那股气味？’她问。 “‘什么气味？’ “‘那具死尸。我闻到了。把窗子关起来。’ “‘什么气味也没有嘛，海伦。不会那么快的。’ “‘我确实闻到了。’ “‘说不定是树叶。’房客在停尸床旁边放了几根月桂树枝和一支蜡烛。 “‘那有什么用啊？’海伦问。‘明天她就要被解剖了。解剖之后。他们就会把一块块肉扔在提桶里，拿去卖给动物园。’ “‘他们什么也不会拿去卖的，’我说，‘解剖之后，尸体就会被火化或者埋葬。’我试着用两条胳臂去搂住海伦的肩膀，可是她把我推开了。‘我不愿意被肢解。’她说。 “‘为什么要把你肢解？’ “她没有听到我的话。‘你保证不要让他们来肢解我。’ “‘我保证。’ “‘把窗子关上。我又闻到那股气味啦。’ “我站起身来，把窗子关上了。月色皎洁，那只猫蹲在窗槛上。窗子擦着它的时候，它便喵喵地叫了几声，跳走了。‘那是什么？’海伦在我背后问。 “‘是猫。’ “‘瞧，它也闻到那股气味了。’ “我转过身子。‘它每天夜里蹲在这儿，等那金丝雀从鸟笼里飞出来。快去睡觉吧，海伦。你是在做梦。其实没有什么气味从她屋子里出来啊。’ “‘那就一定是我了。’ “我盯着她看。‘谁也没有发出什么气味来，海伦你是在做梦呢！’ “‘如果不是那具死尸，那就一定是我。别再撒谎啦！’她怒悻悻地答道。 “‘上帝，海伦。谁也没有发出什么气味来。要是真有什么气味的话，那便是楼底下饭店里腾上来的大蒜味儿。这儿。’我拿起一小瓶科隆香水——我在黑市上贩卖的商品之一——洒了几滴在床上。‘瞧，这会儿样样东西都发出香味儿了。’ “她仍然笔直地坐着。‘这么说，你也承认有气味啦，’她说，‘要不，你也不会洒科隆香水。’ “‘我什么也没有承认。这样做，我只是想安慰你罢了。’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她说，‘你想的是，我发出了一种气味来，就像死尸那样。你别撒谎！我从你望着我的神情里看得出来。我已经看出了几个星期了。你以为当你认为我并不在望着你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你望着我的神情吗？我知道我使你作呕，这一点我知道，我看到，我每天能感觉到。我知道你想些什么。你不相信医生说的话。你以为我得了另外一种什么病，你以为你能够闻得出来。我使你作呕。你干吗不承认？’ “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假如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就让她说出来。可是她停住不说了。我可以感觉到她在打哆嗦。她用两条手臂撑着，向前伛着身子，一个苍白模糊的人影。一双眼睛，在眼窝里显得太大了，两片嘴唇，抹着浓重的唇膏。她已经养成了在上床以前化妆的习惯。她瞪着眼瞅住我的那副样子，活像一只准备向我喉头扑来的受伤的野兽。 “过了好久，她才平静下来。最后，我上三楼去敲鲍姆家的门，向他买了一瓶干邑白兰地。我们坐在床上喝着，等候天亮。搬运尸体的人一早就来了。我们听到他们踩在梯级上的沉重的长筒皮靴声，以及担架在狭窄的过道里跟墙壁相撞的碰击声。透过薄薄的隔板，还可以隐约听到他们戏谑打诨的说笑声。一小时之后，新房客就搬进来住了。” 17 “有几天工夫，我贩卖厨房用具、擦菜板、刀、剥皮器等，都是些小东西，用不着装在引人怀疑的手提箱里。有两次，我回来得比平常早些，发现海伦出去了。我等着，越等越担心。可是看门人向我保证，没有人来找过她，她是几小时前出去的，而且她常常不在家。 “她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她满脸的敌意，也不看我一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不问她要比问她来得更奇怪。‘海伦，你上哪儿去来着？’我最后问道。 “‘出去散散步。’ “‘在这样的天气里？’ “‘是的，在这样的天气里。别想看住我！’ “‘我没有要看住你啊，’我说，‘我只是担心警察把你抓去罢了。’ “她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很刺耳。‘警察永远不会把我抓去的。’ “‘但愿我能这样相信就好啦。’ “她气呼呼地瞪着我。‘要是你一直这样问下去，我又要往外走了。我受不了一天到晚被人监视着，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外面的房子不会来监视我。它们对我没有兴趣。路上的人对我也没兴趣。他们不来问我，他们也不来监视我。’ “我看出来她这是什么意思。外面，谁也不知道她的疾病。外面，她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女人。而她就是要继续做一个女人。她要活着，做一个病人就意味着慢性的死亡。 “夜里，她在睡梦中哭叫起来。一到早晨，她就什么都忘记了。她觉得受不了的是黑暗。它仿佛一个有毒的蜘蛛网，编织在她那受惊的心上。我看出她需要越来越多的镇静剂。我去跟卢因森说了，这人原来是一位医生，此刻却在贩卖星座算命图。他告诉我，服用别的药物已经来不及了。这样的话，杜布瓦也跟我说过。 “从这以后，她常常回家很晚。她生怕我会盘问她。其实我没有问。有一回，我一个人在家，一束玫瑰花送来了。我出去了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那束玫瑰花却已经不见了。她开始喝酒。朋友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我，他们看见她在酒吧里——还不是她单独一个人。我始终抱着最后的希望——美国领事馆。这会儿，我被准许在门厅里等候了。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而结果还是一点也没有。 “随后，我就被捕了。我离领事馆只有二十步远，警察突然设起一道警戒线。我试着穿过去，这便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一进领事馆，你就安全了。看见拉赫曼消失在门厅里，我便挣扎着试图跟上他，可是一个宪兵却伸出一条腿，把我给绊倒了。‘把那个人牢牢抓住，’一个穿便服的、笑眯眯的年轻人说，‘他太慌张了。’我们的证件受到了检查。有六个人被扣留。警察撤走的时候，把我们交给一伙穿便服的手里。我们被装进一辆密闭的卡车，开往郊区的一幢房子。那是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四周围着一个很大的花园。这听起来好像是一部经典低成本电影的场景，”施瓦茨说，“可是，最近这几年难道不就是一部无聊乏味、残忍嗜杀的电影吗？” “是盖世太保？”我问。 施瓦茨点点头。“今天看起来，他们早先没有向我下手，倒是一个奇迹。我知道格奥尔格是不会停止寻找我们的。那个笑眯眯的年轻人，一看见我的证件，马上就提到格奥尔格。倒霉的是，我随身还带着海伦的护照。我原以为到领事馆会需要它。‘我们终于把我们的小鱼捉到了，’那个年轻人说，‘那个女的，要不了多久也会来的。’他微微笑着，往我脸上打了一拳。他手上好像个个指头都戴着戒指。‘你同意我的话吗，施瓦茨？’ “我抹掉了嘴唇上的血。屋子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也穿着便服。 “‘再说，要不要放聪明一些，’那个年轻人说，‘把地址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地址，’我答道，‘我自己也在找寻我的妻子。一星期前，我们吵了一回嘴，她就出走了。’ “‘吵嘴？太卑鄙了！’那个年轻人又往我脸上揍了一拳。‘瞧，这是你跟妻子吵嘴的报应。’ “‘咱们要不要把他吊起来，长官？’有一个打手问。 “那个脸像少女似的年轻人微微一笑。‘告诉他吊起来是什么意思，默勒。’ “默勒解释了一下，说是他们先用一根电话线缚住我的下体，随后把我吊起来。 “‘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吗？’那个年轻人问。‘你毕竟是住过集中营的。’ “我不知道。‘那是我的发明，’他说，‘不过，我们开始时不妨先搞一点比较简单的。我们把你的宝贝东西捆紧，让它一滴血也流不过去。过这么一小时左右，你包管会大吵大嚷。为了要你镇静下来，我们会用木屑塞在你那张小嘴里。’ “他那双眼睛是浅蓝色的，而且呆滞得出奇。‘我们多的是有趣的小花样，’他接着说道，‘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一想，用火能搞出些什么名堂来？’ “那些打手们都笑了。 “‘用一根纤细炽热的铁丝，’那个笑眯眯的年轻人说，‘把它慢慢捅进耳朵里，或者往上穿到鼻孔里，会得到了不起的效果，施瓦茨先生！我们非常幸运，有你在这帮助我们做好我们的试验。’ “他狠狠地踩在我的脚上。我闻得到他的香水味。我没有动弹。我知道抵抗也没有用，显示一点胆量甚至会更糟。拷打我的人只会非常高兴地来击败我的抵抗。第二下是用棍棒来打的，挨了这一下，我哼了一声，颓然倒在地上。他们都狂笑起来。‘弄醒他，默勒！’那个年轻人柔声细气地说。 “默勒吸了一口纸烟，便把那纸烟按在我的眼睑上，好像把火灌进了我的眼睛里。三个人又爆出了一阵大笑。‘站起来，孩子。’那个笑眯眯的人说。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我刚一站起，他又揍了我一下。‘这不过是热身练习，’他解释道，‘我们有的是时间，整个一生嘛——你的一生。下一回你突然想起要装病逃差，那我们还有一件要使你十分吃惊的玩意儿。你包管会勃然大怒。’ “‘我可没装病，’我说，‘我心脏本来就不好。非常可能，我下一回就此站不起来，不管你们怎么个搞法。’ “那个笑眯眯朝打手们转过脸去。‘咱们的孩子说他心脏不好。咱们应该相信他？’ “他又打了我一拳，可是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已经发生了作用。他不可能把我打死以后再交给格奥尔格。‘那个地址你还记得吗？’他问。‘这会儿你还留着几颗牙齿，讲给我们听比较方便些。’ “‘地址我不知道。我也巴不得能知道。’ “‘咱们的孩子真是个英雄。多动人啊！可惜除了咱们，谁也不知道。’ “他用脚踢我，一直踢到他自己觉得厌倦了。我躺在地板上，试着护住我的脸和下身。‘现在好像已经够了，’他最后说，‘把他关在地窖里。晚饭过后，我们再正式开始。夜里审讯才叫人兴奋呢！’ “这一套我很熟悉。那正如歌德和席勒一样，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在集中营里也都领教过了。可是我身边带有毒药。他们搜查过我，但不是十分仔细，这东西没有被发现。我还有一张剃刀片，嵌在一小条软木里——宽松地缝在我裤脚的翻边那里。这东西也没有被他们发现。 “我在黑暗中躺着。我当然很失望。但是说来也奇怪，真正叫我沮丧的，倒不是那黑暗的前景，而是想到我竟会愚蠢得被抓住。 “拉赫曼看到他们逮捕我了。他不知道那是盖世太保，因为法国警察似乎也参与在里面。可是，如果我过了最多二十四小时后还不回去，海伦会试着通过警察来跟我取得联系，而且大概会发现逮捕我的到底是谁。可是，那个笑眯眯会不会等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估计他们马上就会去通知格奥尔格。要是格奥尔格住在马赛，那天夜里他就会‘接见’我的。 “他的确住在马赛，一点不假。海伦的眼睛没有看错。他来了，还向我表示了他个人的关注。我不愿意拿细节的描述来惹你厌烦。当我昏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用水浇我，把我拖回地窖。全靠那点毒药，我总算忍受了下来。幸亏格奥尔格没有耐心试验笑眯眯答应过我的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酷刑，不过，搞他自己的那一套，他还是相当卖力的。 “那天夜里，”施瓦茨说，“他后来又回来了。他带来了一张凳子，就坐在那儿，胸脯宽阔，身材矮壮，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一种绝对权力的象征，我们原以为这种绝对权力已经在十九世纪被抛在我们后面了，可是它——也许正因为那样的缘故——竟又变成了二十世纪的标志。那天，我看见了两个罪恶的化身——笑眯眯和格奥尔格，一个是绝对的邪恶，一个是十足的残暴。如果区分一下也还合适的话，那么笑眯眯比格奥尔格更坏——他折磨人是为了取乐，而格奥尔格是为了把意志强加于人。那时候，我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我非得逃出那所房子不可。当格奥尔格回来的时候，我装作彻底垮了的样子。我说，要是他不再伤害我，我一定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他龇牙咧嘴地露出一抹养尊处优、目空一切的微笑，这是属于那样一种人的微笑，这种人从来不曾有过这类处境，因而相信如果真正身历其境的话，自己一定会表现得如同教科书里的英雄一般。其实，换作是他，他的气派早就被彻底摧毁了。” “我知道，”我说，“有一回，我听到一个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尖声叫嚷，因为他正在用一根铁链要把一个人打死，而他自己的大拇指却在这根铁链子里给压扁了。那个正在挨打的人倒是一声也没有哼。” “格奥尔格用脚踢我，”施瓦茨说，“‘啊哈，’他说。‘原来这会儿咱们在试着讲条件了？’ “‘我一点也不想讲什么条件，’我答道，‘可是，如果你把海伦带回德国去，那她会逃跑，或者会自杀。’ “‘胡扯！’格奥尔格咆哮着说。 “‘在海伦看来，人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她知道自己有癌症，也知道那个病是治不好的。’ “他直愣愣瞪着我。‘那是胡说，你这只猪！她没有什么癌症。那只是一种女人家的病。’ “‘她有癌症。她第一次在苏黎世开刀时，就发现了。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来不及治了。医生这样跟她讲的。’ “‘什么医生？’ “‘替她开刀的那个外科医生。她要知道嘛。’ “‘那只毫无人性的猪！’格奥尔格吼道。‘可是我也会抓到他！再过一年，瑞士也将是德国的。’ “‘我要海伦回去，’我说，‘她拒绝了。可是我想，如果我跟她决裂，她是会回去的。’ “‘真可笑。’ “‘我可以那么残忍，这样她今后一辈子都会恨我。’我说。 “我看到格奥尔格在思考。我用双手撑起脑袋，盯着他看。由于我试着要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所以两只眼睛中间那块地方我觉得有点痛。 “‘要怎么办？’他最后答道。 “‘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她的病，我会对她起反感。那是她最大的恐惧。如果我那么说了，她一定会跟我永远断绝关系的。’ “格奥尔格在沉思。我可以追踪他的思维。他看出我的建议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即使他严刑拷打，从我嘴里逼供出海伦的地址，她还是会一直恨他。可是如果我表现得像个混蛋，她就会恨我，那时他可以站出来，好像是她的救星，对她说：‘我本来就跟你这样说的嘛。’ “‘她住在哪儿？’他问。 “我编造了一个地址。‘可是那边有六七个出口，’我说，‘通往地下室和其他街道。要是警察想去逮捕她，她很容易逃走。如果我一个人去，她是不会跑掉的。’ “‘或者我去。’格奥尔格说。 “‘那她会认为你已经把我杀死了。她身边有毒药。’ “‘胡说八道！’ “我等着。‘那么作为交换，你要求我什么呢？’格奥尔格问。 “‘要你让我去。’ “他微微地笑了一阵，如同一只猛兽那样龇牙咧嘴。我知道他怎么也不会让我去的。‘好吧，’他说，‘跟我一起去。这样你就耍不了花招。你要当着我的面告诉她。’ “我点点头。‘我们走吧，’他说。他站起身。‘到那边水龙头上去冲冲干净。’ “‘我要把他一起带走，’他跟一个打手说，那个人正在一间装饰着鹿角的屋子里荡来荡去。那打手敬了个礼，护送我们到了格奥尔格的汽车那里。‘进来，坐在我旁边。’格奥尔格说。‘你知道往哪儿走吗？’ “‘从这里我不知道。要从卡奴比埃尔大街出发才行。’ “我们把车开进了微风吹拂的寒夜。我本来希望当汽车减缓速度或者停下来的时候，就从车厢里跳出去，可是格奥尔格把我这边的车门给锁上了。叫喊也没有用，从一辆德国汽车里发出来的叫喊，谁也不会想到要做出反应的，而且，没等我叫喊到一半，格奥尔格就会把我打昏过去。‘你最好现在就把真情实况告诉我，’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要不，我会剥掉你身上的皮，让你在胡椒粉里打滚。’ “我蜷缩在座位里。当格奥尔格为了避让一辆没有点灯的大车，把车刹住的时候，我故意向前面扑倒下去。‘胆小鬼，’格奥尔格怒气冲冲地向我喝道，‘这不是假装害病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儿晕。’我说着，慢慢地直起身来。 “‘懦夫！’ “我已经撕开了裤脚翻边上的缝线。他第二次刹车的时候，我摸着了那个剃刀片。第三次时，我让头撞在挡风玻璃上。等我重新坐稳在座位上的时候，我已经把剃刀片拿在手里了。” 施瓦茨抬起头来望着。他额角上湿涔涔的尽是汗水。“他是怎么样也不会放走我的，”他说，“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当然相信你。” “我们绕了个弯，这时候我尽可能大声地嚷道：‘注意左边！’ “这一声出其不意的叫嚷把格奥尔格弄得措手不及。他的头机械地转到了左边。他刹住车，抓牢驾驶盘。我朝他使劲打去。剃刀片不大，可正好触到了他的颈脖侧面。我用力向前一拉，割到了他的气管。他松开驾驶盘，一把抓住他的喉咙。随后他颓然倒在了车门上。他的胳膊撞着车门的把手。汽车猛一下冲进了一个灌木丛。车门突然打开了，格奥尔格就这样摔了出来。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我爬出汽车谛听着。所能听到的只是马达的轰鸣声。我把它关了。风好像在岑寂中呼啸，可是，那其实是我耳朵里的血液。我瞅着格奥尔格，寻找那带有一狭条软木的剃刀片。它在踏脚板上闪闪发亮。我把它捡了起来，等着。我还以为格奥尔格随时都会跳起来。后来，他两腿一阵颤抖，随即就纹丝不动了。我扔掉刀片，可又把它捡起来，埋进地里。我熄掉车灯，倾听着。一点声息也没有。我没有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会儿，我可非得赶快行动不可。要在时间上抢先，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我剥掉了格奥尔格的衣服，把它们扎成一捆。随后，我把尸体拖进了灌木丛。在一段时间里，他是不会被发现的，即使发现，要认出他来也得费点儿工夫。要是我幸运，人家还会把他列为无名死者。我检查了一下汽车。没有损伤。我把它开回马路上。我呕吐了。在汽车里，我找到一支手电筒。座位和车门上都沾着血水。这两样东西都是皮制的，很容易把它们抹干净。沟里有水，我就拿格奥尔格的衬衫当作抹布。我把踏板也擦了一下。我打着手电筒，将整个汽车仔细检查了一遍，不停地擦啊抹的，直到统统都弄干净为止。随后，我自己也擦洗好了，坐上汽车。坐在格奥尔格坐过的那个地方，实在叫我恶心。我仿佛觉得，他会从黑暗里向我扑来。我驾驶着汽车走了。 “我在离那幢房子不远的一条横街上走下汽车。天已经开始下雨。我穿过横街，喘着粗气。渐渐地，我开始觉得浑身发痛。在一家鱼店外面，我立定下来。窗子旁边有一面镜子。从那黑黝黝的银白色涂料里，也看不见多少东西，可是尽我所能看清的是，我的脸已经肿了起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在那天下午，我来过这儿。 “我设法从那看门人身边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过去。她早已睡熟了，正在嘟嘟囔囔地说梦话。这么晚才回来，于我也是常有的事。我急忙走上楼。 “海伦不在那儿。我直瞪瞪瞅着那张床和衣橱。给灯光照醒了，金丝雀开始啾啾地叫起来。猫来到窗台上，用它一双发着磷光的眼睛，活像一个该死的鬼魂似的往里头死死盯着。我等了一会儿。随后，我蹑手蹑脚地摸到拉赫曼的门口，轻轻地敲着门。他马上就醒来了。流亡者总是睡得不沉。‘是你——’他开言道。随后他朝我瞅了一眼，就不再吱声了。 “‘你看到我的妻子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她出去了。一个小时前她还没有回来。’ “‘谢天谢地。’ “他瞅着我，好像我已经发了疯似的。 “‘谢天谢地，’我又说了一遍，‘这样看来，大概她没有被抓走。她不过是出去一下罢了。’ “‘不过是出去一下，’拉赫曼把我的话重复了一下，‘你出了什么事啦？’他随后问。 “‘他们审问我。我逃跑了。’ “‘是警察吗？’ “‘是盖世太保。事情过去了。回来睡觉啦。’ “‘盖世太保知道你住在哪儿吗？’ “‘如果他们知道，我不会到这里来的。天亮以前，我就要走。’ “‘稍等一下。’拉赫曼翻检了一阵，回来时拿着几串念珠和圣像。‘这儿，你把这些东西带着。有时候，它们会创造奇迹。它们曾帮助希尔施越过边境。比利牛斯山区的人都笃信宗教。这些东西又是教皇亲自祝福过的。’ “‘当真吗？’ “他的微笑美极了。‘假如这些东西能够拯救我们，那么它们就是被上帝亲自祝福过的。再见，施瓦茨。’ “我回到屋里，把东西拾掇好。我感到十分空虚，可是又很紧张，如同一只里面什么也没有的鼓。在海伦的抽屉里，我发现一小包寄给她的信，都是在马赛存局待领[80]的。我不假思索，把它们放进了她的提包里。我也把她在巴黎买的那套晚礼服放了进去。随后，我坐到洗脸盆旁边，旋开了水龙头。我那被烧伤的指甲正隐隐作痛，疼得我难以呼吸。我望着外面湿漉漉的屋顶，什么也不想。 “终于，我听到了海伦的脚步声。她站在门口，活像一个美丽的、被蹂躏过的鬼魂。‘你在干什么？’她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啦？’ “‘咱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海伦，’我说，‘马上就走。’ “‘是格奥尔格吗？’ “我点点头。我打定主意，尽可能少告诉她一点。 “‘他们把你怎么啦？’她惶恐地问道，向我走来。 “‘他们抓住我。我逃跑了。他们会搜寻我的。’ “‘我们必须要离开吗？’ “‘马上。’ “‘咱们能去哪儿呢？’ “‘西班牙。’ “‘怎么去？’ “‘坐车，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你能把车开快吗？’ “‘行。’ “她退缩了一下。 “‘你疼吗？’她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的那个人是谁？我思忖。那是谁？在我看来，她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镇静剂有剩下的吗？’我问。“‘不是很多了。’ “‘我们再去搞一点。’ “‘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她说。 “我站在过道里。房门只打开一条缝。出现的脸，都带着一双双狐猴的眼睛。有的脸，只有一只眼睛，带着歪曲的嘴。拉赫曼穿着一条长长的灰色衬裤，如同蚱蜢一般跳上楼梯，把半瓶干邑白兰地塞在我手里。‘这对你迟早会有用，’他轻轻地说道，‘特优陈酿级的！’ “我当场就痛快地喝了一大口。 “‘你能不能再卖给我一瓶？’我问。‘这里！钱，我可多着咧。’ “我的第一个冲动本来想把格奥尔格的公文包扔掉，可是很快我就改变了主意。从这个皮包里，我找到了一大笔钱——而且更加有用的是，他的护照，以及海伦和我自己的护照。 “我用格奥尔格的衣服包住一块石头，抛进了海港里。随后，我打着手电筒仔细察看了一下格奥尔格的护照，就走到格雷戈里乌斯的家，将他唤醒了。他肯不肯替我改一下格奥尔格的护照，换上我的相片呢？起初他很惊恐，一口回绝了。他的营生是‘修正’流亡者的护照，在完成这个工作时，他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正直，因为在他看来，整个乱七八糟的局面应当由上帝来负责——但是他以前从来不曾见到过一张盖世太保高级官员的护照。我告诉他，这不是一幅画，用不着签上他的名字，又说一切责任统统由我来承担，再说，谁也不会知道他跟这张护照有过任何的瓜葛。 “‘要是他们严刑拷打你呢？’ “我给他看我的手和脸。‘我在一小时后就要动身，’我说，‘作为一个流亡者，脸又给弄成这副样子，我是十公里都跑不出去的。可我又非得离开法国不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这是我的护照。把相片翻拍一下，拿来粘在盖世太保的护照上。该收多少费用？我有钱。’格雷戈里乌斯最后同意了。 “拉赫曼送来了第二瓶干邑白兰地。我付了钱，回到房里。海伦站在床边的桌子边。原来放着那些信件的抽屉，依然打开着。她砰的一声把它关上了，走到我面前。‘是格奥尔格干的吗？’她问。 “‘是一个委员会。’我说。 “‘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走到窗子那儿。那只猫逃走了。她打开了百叶窗。‘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又说了一遍，带着那种深沉激动的判罪心情，像是一个巫医诅咒他部族的敌人。‘罚他的灵魂今世来生入地狱……’ “我握住她那抓紧的拳头，把她从窗子那儿拉开。‘咱们该走啦。’ “我们走下楼梯。一双双眼睛从每一扇门里盯着我们。有一条灰色的胳膊打了个手势。‘施瓦茨！背包不要拿。警察正在注意这些个背包。我有一只人造革手提箱，又便宜又漂亮……’ “‘谢谢你。’我说。‘我不需要手提箱。我需要运气。’ “‘我们的手指会一直交叉着给你祝祷的。’ “海伦已经走在前面了。我可以听到一个在门口避雨的湿淋淋的妓女劝她不要出门，在这样的雨里你接不到什么生意。也好，我想，对我来说，街上不可能太冷落。‘那玩意儿打哪来的？’海伦看见了汽车，便问。‘偷来的，’我说，‘应该能带我们走一程路。上去吧。’ “天色仍然很黑。雨水顺着挡风玻璃流了下来。如果踏板上还留着一点血迹的话，这会儿也一定都给冲洗干净了。我在离格雷戈里乌斯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停了车。‘站在那边底下，’我跟海伦说，指了指一家出售捕鱼用具商店门口那个悬挂的玻璃遮棚。 “‘我就不能待在汽车里吗？’ “‘不能。要是有人走过来，你就装作正在等候客人。我一会儿就回来。’ “格雷戈里乌斯已经改好了。他的惊恐变成了艺术家的自豪。‘唯一的困难就是那身制服，’他解释着，‘你相片上穿的是便服。因此我就把他的头给切掉了。’ “他先把格奥尔格的照片给撕下来，剪掉他的头和脖子，将那身制服贴在我的相片上，然后把这张剪辑的照片重新拍下来。 “‘纳粹党冲锋队大队长施瓦茨。’他骄傲地说。他已经将那张翻拍的照片弄干，而且粘了上去。‘钢印凸出得很清楚。如果他们验看得很仔细，我只好承认，你就完蛋了——即使是真的，你也一样会完蛋。这是你原来的护照——一点也没有弄坏。’ “他把两张护照以及剪剩下来的格奥尔格的相片都给了我。我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一路把那张相片撕成了碎片，扔在从沟里流走的水中。 “海伦在等着。我查看了一下汽油，油箱里是满满的。要是走运，这点汽油可以让我们开过边境。在仪表板上的小储藏柜里，我找到一个小本子，是汽车出境时必须交验的一份证件——已经用过两次了。我下定决心不到汽车被看见过的地方穿越边境。我还找到一张米其林地图、一双手套和一本汽车驾驶员用的欧洲地图集。 “我们在雨里疾驰着。我们还要过几小时才能看到黎明，现在正朝着法国南部的佩皮尼昂方向前进。我打定主意停在大路上等候天亮。‘你要不要让我来开车？’隔了半晌，海伦问。‘瞧你那双手。’ “‘行吗？你还没有睡过咧。’ “‘你也没有睡过嘛。’ “我朝她望着。她似乎精神饱满，心境平和，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何会是这样的。 “‘要来一点儿干邑白兰地吗？’ “‘不。我要开到一个能喝到咖啡的地方去。’ “‘拉赫曼另外又给了我一瓶干邑白兰地呢。’ “我从外衣口袋里把它掏出来。海伦摇了摇头。她刚打过针。 “‘等会儿吧，’她十分轻声地对我说，‘试着睡一会儿。咱们轮流开车好啦。’ “海伦驾驶汽车比我高明。过了片刻，她唱起歌来了，都是些单调幼稚的歌。我一直都很紧张。这会儿，汽车的隆隆声和她轻盈的歌声倒开始叫我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我应当睡觉，可是我老是醒着。灰茫茫的乡村飞闪过去，我们不顾灯火管制的条例，开着锃亮的车灯。 “‘你是不是把他杀了？’海伦突然问道。 “‘是的。’ “‘非杀不可？’ “‘是的。’ “我们往前急驰着。我直瞅着马路，各种各样的事情，浮过我的心头。随后，我像石头一样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时间已是清晨，汽车发着嗡嗡的响声，海伦在驾驶，我仿佛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我刚才告诉你的全都不是真的。’我说。 “‘我知道。’ “‘是另外一个人。’我说。 “‘我知道。’ “她望也没望我一眼。” 18 “到了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打定主意要为海伦弄到一张西班牙签证。领事馆外面的人群，可真是吓人。我知道警察说不定早已在搜寻那辆汽车，可是我非得冒一次风险不可。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格奥尔格的护照，倒是早已有了签证了。 “我把汽车慢慢地开过去。人们看见那德国汽车牌照，这才开始移动起来。他们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有几个难民逃跑了。我们穿过一条憎恨的大道，向大门驶去。有个宪兵敬了个礼。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已经好久没有碰到过了。我随随便便地还了个礼，往里走去。那宪兵站到了一边，给我让路。我痛苦地思忖，要受到尊敬，你就该做一个杀人凶手。 “我的护照一拿给他们看，海伦的签证马上就弄到了。那个副领事望着我的脸。他看不见我的手。我已经把那双从汽车里找到的手套戴上了。‘战争的纪念品，’我说，‘是肉搏战呢。’他同情地点点头。‘我们也有过自己的战斗年月咧。希特勒万岁！一个伟大的人物，跟我们的领袖一样。’ “我走了出来。汽车四周已经腾出一片空地。车的后排位子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受惊的孩子。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用双手捂着嘴，从他脸上我只能看到一双眼睛。‘我们应当把他带着一起走。’海伦说。 “‘为什么？’ “‘他的证件过两天就要到期了。要是他们把他抓住的话，他肯定会被送回德国去的。’ “我觉得自己的衬衫里面和背上尽是汗水。海伦瞪着我看。她十分镇静。 “‘我们已经死里逃生，’她用英语跟我说，‘我们有责任也救人家一命。’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证件。’我对那孩子说。 “他一言不发，把一张居留许可递了过来。我接过之后，就走回领事馆去。走回去可真是十分困难了，那汽车仿佛有一百只扬声器在大声喊出它的秘密。我若无其事地告诉那位秘书，说我刚才忘了，还需要一张签证——受责任的驱使，需要一张过境后的身份证明。他看到证件，便迟疑起来。随后，他露出一副同谋的神气，微微一笑，就把签证交给我了。 “我走进汽车。人群甚至比刚才更加怀有敌意了。他们大概以为我正在把这个孩子带到集中营去呢。 “我离开城市，满心希望我的运气一直能很好。驾驶盘抓在我手里，我觉得火烧火燎地发烫。我原来也想到这辆汽车我们也许随时得把它抛掉，可是那会儿我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在这样的天气，要海伦穿过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是不可能的。她身体太弱，一旦没有了汽车，那么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这种奇异的保护便不起作用了。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法国的许可。而这种证件，步行的时候要比乘坐一辆豪华的汽车更为需要。 “我们往前驶去。那一天也真奇怪。现实仿佛已经没进了深渊之中。我们在低垂的云层下面，顺着一条又高又窄的山脊奔驰，如同坐在一辆缆车里。我所能想起的，跟这个最为相似的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绘着一些旅行者在峰峦、浮云和瀑布中间单调地移动。那个孩子蜷缩在后排座位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只是不信任每一个人，不信任每一件事。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了。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设法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自己的机智越过了边境。他要是给逮住，那准会被送回集中营绞死。现在，他准备设法去里斯本，那里有他一个当钟表匠的舅舅，这是他母亲被处毒气刑的前一夜，替他祝福，还给他最后几句嘱咐的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很顺利。在法国边境上，没有人来要出境签证。我只是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看，还为汽车填了一张表格。宪兵们行了个礼，闸门升起来，我们便离开了法国。几分钟之后，西班牙的海关警卫员对我们的汽车非常艳羡，问我一加仑汽油能走多少公里。我有的没的跟他们聊了几句，他们便开始夸说他们的西班牙-瑞士牌汽车[81]。我告诉他们，这种汽车我也有过一辆，还描述了汽车水箱上的标志——一只飞鹤。他们很高兴。我问他们哪里可以去加油。他们对西班牙的友邦是有特供的。我身边没有比塞塔[82]。他们替我用法郎去换了些。我们互相道别，礼节周到而热情。 “我往座位背上一靠。山脊和浮云都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再也不像是欧洲的国家。我们还不很安全，但是离开了法国，这件事情意义就很大了。我看到了街道啊，驴啊，人啊，当地的服装啊，岩石嶙峋的乡村啊——我们像是在非洲了。在比利牛斯山那边的那个国家，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西欧。随后，我看到海伦在啜泣。 “‘这会儿，你来到了你想来到的地方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我对我们干这件事时的这份悠闲自在，仍然感到很吃惊。我想到那种殷勤，那种问候，那种微笑——这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年没有经历过了，而为了受到这种人的待遇，我就非得杀人不可。‘你为什么在哭啊？’我问。‘咱们还不太安全咧。西班牙到处都有盖世太保的暗探。咱们得尽快穿过这个地方才行。’ “我们投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本来想把汽车在什么地方抛掉，改乘火车前进。可是，后来我决定不这样做。西班牙并不安全，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最迅速的旅行方式。从某种无法解释的意义上来说，汽车倒成了一个黑暗的吉祥物：它技术上的完美甚至把我的恐惧都给赶跑了。我需要这辆汽车，这使我忘记了格奥尔格。日子也太久了，他一直是笼罩在我生命头上的一种威胁。现在，他已经死啦，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想到了那个笑眯眯，他还活着，说不定他正在四处打电话，试图追寻我们的踪迹。对于凶杀，所有的国家都会引渡凶手。那是自卫——可是这一点，我只能到那个出事的城市去证明。 “第二天深夜，我们到达葡萄牙边境。没什么困难，我在路上就弄到了签证。一到边界，我把海伦留在汽车里，让引擎开动着。万一出什么事情，她可以将汽车径直开到我面前来，我一跳上去，我们就一个劲地冲到葡萄牙一边去。也不会有多少事情落到我们头上来的。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边防警卫在黑暗中还没来得及瞄准和射击，我们就可以溜走了。到了葡萄牙还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穿着制服的边防警卫站在黑魆魆的风口里，活像戈雅[83]一幅画里的人像。他们行了个军礼，我们把车开到葡萄牙一侧的检查站，他们也一样轻易地让我们通过了。等我们开车起步的时候，有一个警卫从我们后面奔上来，叫嚷着要我们停车。稍稍迟疑了一下，我依从了。如果我继续往前走，那么到了下一个城镇，这辆汽车也很容易被拦住。我停下车来。我们连呼吸都屏住了。那警卫走到我面前。‘你的carnet [84]，’他说，‘你把它留在办公桌上。你回来的时候会用到它咧。’ “‘多谢你了。’ “在我背后，那小孩子宽慰地舒了一口长气。有一会儿工夫，我自己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眼下你到了葡萄牙啦。’我跟那个孩子说。他慢慢地把一双手从他嘴上挪开，第一次朝座位背后靠下去。一路行来，他一直保持向前弯腰低头的姿势。 “一个个村庄飞闪过去。狗在吠叫。一家铁匠铺的火光在晨曦中闪耀，那铁匠正在给一匹白马钉蹄铁。雨已经不下了。我期待着那种渴望已久的释然之感，可是它并没有到来。海伦默默无言地坐在我身边。我想望幸福，可是我却觉得空虚。 “在里斯本，我给马赛的美国领事馆通了个电话。我把格奥尔格出现之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那边接电话的人说，很好，那我是平安到达了。从他那儿，我得到的是这样一句诺言：如果签证被核准，他会把它寄到里斯本的领事馆。 “保护我们那么多时日的汽车，现在必须要抛弃了。‘把它卖了。’海伦说。 “‘我就不能把它推到什么地方的海里去吗？’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啊，’她说，‘你需要钱。就把它卖了吧。’ “她说得对。把它卖掉很容易。买主跟我说，他可以支付税金，再把汽车漆成黑色。他是一个商人。我用格奥尔格的名义把汽车卖给了他。一星期之后，我看见它安上了葡萄牙的车照。这种汽车，里斯本有好几辆。只因左边挡泥板上稍稍有一点凹痕，我才把它认出来了。格奥尔格的护照，我把它烧了。” 施瓦茨望了下表。“再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了。每个星期，我去一次领事馆。就靠出卖汽车得来的钱，我们在一家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我要海伦尽量享受一下舒适的生活。我们找到一位医生，他帮她弄来了镇静剂。我甚至把她带到赌场里去。我为此租了一套无尾晚礼服。海伦仍然穿她那身从巴黎带来的夜礼服。 “我还给她买了一双金色的拖鞋。我把她原有的拖鞋落在马赛了。你知道那家赌场吗？” “知道，也算是倒霉。昨天夜里，我就在那边。那是一个错误。” “我要她赌博，”施瓦茨说，“她赢了。她有着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把赌注随意一掷，那个号码就开出来了。 “那最后的几天简直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在别墅时的那段生活似乎又重新开始了。我们俩都有几分演戏的样子，不过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已经完全属于我了，虽然她一小时一小时地从我身边流逝，正在投进那个最残酷的情人的怀抱。但这会儿，她还没有向他投降，可是她已经停止战斗了。有多少个受苦忍痛的黑夜，她哭了。可是接着，又来了那几乎是超凡绝俗的瞬息，甜蜜、悲愁、智慧以及一种没有肉体限制的爱情，达到那样强烈的程度，弄得我动都不敢动了。‘我亲爱的，’有一天夜里她跟我说，说这样的话，她只有这么一次，‘咱们不能一起看到你的应许之地[85]了。’ “那天下午，我曾带她去看医生。现在，我突然被一种无力反抗的感觉所压倒，这种感觉，是一个无法抱持住他所爱着的人会有的。 “‘海伦，’我的窒闷的嗓音说，‘咱们怎么啦？’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摇摇头，笑了。‘咱们尽力而为吧，’她说，‘那就够了。’ “后来有一天，领事馆里有人告诉我，那件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两张签证寄来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酒醉之后忽然发出的奇想，居然产生了不管多少次拼命的恳求也达不到的效果。我笑了。真是歇斯底里。如果你能笑，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说对吗？” “有时候，我们却非得不笑才行咧。”我说。 “怪就怪在，最后那几天里，我们竟笑得那么厉害，”施瓦茨接着说道，“我们仿佛待在一个港口里，哪一边来的风都吹不到。苦痛已经溜走，眼泪已经没有，我们的哀愁变得那么清澈明净，跟一种叫人啼笑皆非、消沉抑郁的欢乐往往难以区分。我们住进了一家小公寓。我带着难以置信的盲目，继续进行着逃往美国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条船也没有，随后，终于宣布有一班轮船就要启航了。我把最后一幅德加的画卖了出去，买进了两张船票。我很高兴。我想我们是得救了。不管那重重艰险！不管那医生的话！ “船期又延了几天。后来，就是在前天，我又到航运公司的办事处去了一趟。轮船决定在今天开船。我告诉了海伦，然后自己出去买了点零星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却已经死了。房间里的镜子，统统被砸了个稀烂。她的夜礼服，也被撕碎了扔在地板上。她就躺在夜礼服旁边，她并没有躺在床上。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被一个窃贼谋害了。随后，我又当她是被一个盖世太保的特务杀死的。可是，他要追捕的是我，而不是她。后来，看到除了镜子和夜礼服，其他什么也没有损坏的时候，我这才明白了。我记起我曾经交给她的那点毒药，据她说已经弄丢了。我站在那儿，定睛观看，随后，我找找有没有遗书。没有。什么也没有。她不留片言只字，就这样走了。这一点，你能理解吗？” “能。”我说。 “你理解？” “是啊，”我答道，“她能写些什么呢？” “总有可写的嘛。什么原因。或者……” 他不说下去了。他大概正在想着那最后的话，爱情的最后的标记，以及他说不定可以把它一起带进他寂寞中去的什么东西。多少传统的想法，他都已经摒弃了，可是这一点分明还没有。 “她要是一动笔，”我说，“那是怎么也写不完的。干脆不写，她告诉你的反而比她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要多。” 他思忖了一会。“你有没有看见旅行社里的那块指示牌？”他随后咕咕哝哝地说。“延迟了二十四小时。如果她知道，她准会多活一天的。” “不会。” “她不愿意去。所以她才寻了短见！” 我摇了摇头。“她再也受不了这个痛苦了。”我说。 “那我不信，”他答道，“为什么正当有关远行的事统统都已经解决了的时候，她偏偏要走这条绝路呢？还是，她难道想到了由于她害着病，美国将不准她入境？” “这一点，我们能不能让一个将死的女人去决定呢？那时候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说。“依我看，我们对此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直瞪瞪瞅着我。“她已经竭尽所能，能支撑多久就已经支撑多久了，”我说，“为了你的缘故，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仅仅是为了你一个人的缘故。她一知道你已经得救，她便不想再活下去了。” “如果我没有那么瞎了眼，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不是一个劲地硬要到美国去，那又会怎么样呢？” “施瓦茨先生，”我说，“那也治不了她的。” 他古怪地动了动脑袋。“她已经死了，”他低声说着，“而蓦然间，仿佛她从来也不曾存在过似的。我瞅着她，没有一点反应。我到底干了什么？是我杀死了她，还是我给了她幸福？她爱我吗？还是我仅仅是一根拐杖，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依仗一下？我找不到一个答案。” “难道你非要找到一个答案不成？” “不，”他说，“原谅我。大概不是。” “没有什么答案。从来也没有——除了你自己做出的那一个。” “我把故事讲给你听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因为我非得弄个明白不可。我一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一个毫无用处的、妻子不忠的丈夫的生活，一个凶手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如果你喜欢，那也是一个恋爱中的男人的生活，或者，如果投合你的心意，那也是一个圣人的生活。可是，名字有什么用处呢？那是你过去的生活。这不就够了吗？” “的确是这样！可是现在呢？” “你能生存多久，它就能保留多久。” “保存这段生活往事的只有我们，”施瓦茨轻轻地说着，“你和我，此外一个也没有了。”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千万不要忘记这段经历。总得有人把它保留下来。不该让它消失。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在我这儿，是不安全的。可是，千万不该让它消失。它必须继续保存下去。在你那儿，是安全的。” 尽管我抱着怀疑态度，可还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忽然涌上心来。这个人到底要什么？他是不是要把他的往事跟他的护照一起遗赠给我？他是不是打算自杀？ “为什么在你那里它就会消失呢？”我问道。“你还要活下去，施瓦茨先生。” “我不会自杀，”施瓦茨不动声色地答道，“只要我知道那个笑眯眯仍然活着，我就不会自杀。可是，我的心意却是试图摧毁这个记忆，把它嚼烂，把它弄碎，把它篡改，把它驯化，使它变成一种我能据以生活下去的东西。甚至几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可能把今天告诉你的话讲给你听了。我之所以要你听我讲，原因就在这里。你不会将它篡改，因为对你来说，它不会带来危险。而它总得有个地方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忽然他显出十分孤独凄凉的样子。“总得有人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至少保存一段时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护照，往我面前一搁。 “这儿还有海伦的一张护照。两张船票你都已经拿了。现在你又弄到了美国签证。两个人的。”一丝朦胧的笑意掠过他的脸上，他不吱声了。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两张护照。费了好大的劲，我才勉强问了这么一句话：“难道你当真再也不需要这两张护照了吗？” “你不妨拿你的一张来跟我交换，”他说，“我还要用一用，也只消一两天工夫。仅仅是为了出境。” 我瞅着他。 “在外籍志愿兵团里，他们是不会查看护照的。我用不着告诉你，他们容许流亡者去参加。只要像笑眯眯之流的野蛮人仍然活着，那么自杀将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那就糟蹋了一条本来可以用来跟他们战斗的生命。”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护照，递给了他。 “谢谢你，”我说，“我真心诚意地感谢你，施瓦茨先生。” “另外，还有一点儿钱。我用不着那么多。”施瓦茨看了看表。“你能不能再替我做一件事？过半小时，他们就要来运走她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好的。”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走出屋子，进入了绝妙的清晨。 外面停着那艘轮船，白皑皑、晃悠悠地浮在塔霍河上。 我站在那个房间里，挨在施瓦茨旁边。镜子的框架依旧吊在那儿——空空的。打碎的玻璃都已经扫清了。“昨天夜里，我是不是应该跟她在一起？”施瓦茨问。 “你是跟她在一起啊。” 那女人躺在棺材里，凡是死人总是这个样，她的脸看上去是无限的超脱。什么都与她无关了，施瓦茨也好，我也好，她自己也好。无法想象她从前的模样。躺在那儿的，是一尊塑像，只有施瓦茨一个人才留有她呼吸时的印象。可是，施瓦茨现在却相信我也跟他有同样的印象。 “几封信……”他说。“就在昨天……” 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几封信。 “这些信我都没有看过，”他说，“把它们拿走。” 我拿了信，正想把它们放进棺材里。随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这么做——此刻，这个死了的女人毕竟只属于施瓦茨一个人，或者他相信是这样。别人的来信已经变得毫不相干——他不需要她将它们带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它们毁掉，因为它们到底曾经是属于她的。“由我拿着吧，”我说着，便把信藏进了口袋，“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它们的价值，还比不上一张你可以用来买一盆汤的零钞。” “拐杖，”他答道，“我知道。她曾经管它们叫作拐杖，说是她要继续对我忠实就需要这些东西。这你明白吗？说来荒谬……” “不，”我说，随后，我十分小心谨慎并怀着满腔的同情说，“在这最后的时刻，你为什么不能让她安静一下呢？她爱你，她已经竭尽所能，跟你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了。” 他点点头。蓦然间，他显得非常虚弱。“我就是要知道这一点。”他喃喃地自语着。 屋子里热得厉害——那个死了的女人，一股刺鼻的气味，一群苍蝇，几支残烛，还有外面的太阳。施瓦茨看到我的眼色。 “有位女士帮了我的忙，”他说，“在异国他乡，事情很难办。医生啊，警察啊，他们把她带走了。随后，就在昨天夜里，他们才把她送回来。尸体解剖。死亡的原因。” 他朝我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们……她的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他们关照我不要掀开盖在她外面的……” 抬棺材的人来了。棺材给上了盖。施瓦茨似乎就要昏倒了。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路不是太远。晨光璀璨，风在疾卷，如同一只牧羊犬，正在追赶着一群毛茸茸的云。到了公墓，施瓦茨站在广袤的天穹底下，显得又瘦小又孤零。 “你要回到你的公寓吗？”我问他。 “不。” 他已经把一个手提箱带在身边。 “你知道谁会把护照涂改吗？”我问。 “格雷戈里乌斯。他已经在上个星期来到这儿了。” 我们一起去找格雷戈里乌斯。他很快就把我的护照改成了施瓦茨的。这个工作本来也不需要做得太细致。施瓦茨身边有一张外籍志愿兵团征募站出具的证件。他只要能越过边境就行。一到兵团的驻地，他就可以把我的护照扔掉。兵团对他过去的经历是不感兴趣的。 “你带到里斯本来的那个小孩，后来怎么样啦？”我问。 “他的舅舅讨厌他，可是那孩子却很高兴。他想，被他的亲戚讨厌总比给陌生人讨厌好。” 我瞅着这个如今用着我的名姓的人。“我祝愿你万事顺利。”我说，自己留意着不要再唤他施瓦茨。我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话要说的了。 “我今后不会再跟你见面了，”他说，“这也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了那么多的事，本来也用不着再跟你见面了。” 这一点我可不那么肯定。似乎也有可能，正由于那个原因，他往后还需要跟我见面。他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拥有他一生没有被歪曲的形象。可是，这件事可能会使他怀恨我。也许他会感觉到，我已经把他的妻子从他那里夺了过来，这一次，是无法挽回的了——如果他当真相信他自己的记忆欺骗了他，而独有我的记忆却依旧清楚明晰。 我看见他沿着街道走去，手里拎着手提箱，一个可怜的身影，一个永恒的妻子不忠的丈夫和英雄般的情人。可是，那个他爱得比所有那些愚蠢的征服者更加深挚的女人，他不是曾经占有过了吗？而我们，其实真正占有什么呢？对这些充其量不过是借给我们片刻工夫的东西，我们干吗要这样大惊小怪呢？再说，当“占有”这个虚幻的字眼仅仅意味着抓住空气的时候，干吗还要谈这种占有的程度之类的话呢？ 我身边带着我妻子的一张证件照。在那些日子里，你往往需要这种照片贴在什么身份证件上。格雷戈里乌斯马上动手工作。我跟他在一起。我生怕这两张护照离开我的视野。 中午时分，两张护照都改好了。我奔到我们住的那个窝里。露特坐在窗边，望着院子里那些渔夫的孩子。“你输了吗？”我在门口出现的时候，她就问。 我把两张护照高高举起。“咱们明天就动身。咱们改个名姓，用另一个姓名，到了美国咱们还得重新结一次婚。” 我根本没有想到，眼下我使用的这张护照，是属于一个为了凶杀说不定正在被悬赏缉拿的人。第二天下午，我们乘的轮船启航了，毫无困难地到了美国。可是，这一对爱人的护照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运：六个月之后，露特跟我离婚了。为了使离婚合法，我们首先必须重新结一次婚。后来，露特跟那个有钱的美国人结了婚，他就是曾经把宣誓书交给施瓦茨的那个人。在他看来，这整个事情委实太滑稽，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是我们重新结婚时的男傧相。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在墨西哥离婚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所有的时光我都是在美国度过的。说也奇怪，我开始对绘画发生了兴趣，这玩意儿我从前几乎一点也不在意——我仿佛觉得这是死去的、遥远的那个最初的施瓦茨遗传下来的。我常常想起那另一个施瓦茨，这个人也许至今还活着，而他们两个又合成了一个迷迷糊糊的幽灵，有时候我会觉得它就出现在我眼前。它甚至好像还在影响着我，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想法纯粹是虚妄无稽。我最后在一家艺术商店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我的屋子里挂着几张德加的画的复制品，对这些画，我已经变得十分喜爱了。 我常常想起海伦，这个人我只见过她的遗容，在我单独生活的时候，还一度梦见过她。我在海上的第一个夜晚，便把施瓦茨交给我的那些信，连看也没看，统统抛进了海里。在一个信封里，我摸到了一小块硬邦邦的东西，就在黑暗中把它取了出来。后来，在灯光下一看，那原来是一块扁平的琥珀，里头有一只小小的蚊虫，几千年之前被抓住，已经变成了化石。我把它藏了起来——一只蚊虫的垂死挣扎，被保存在一个金色珍珠的樊笼中，而它的伙伴们却都已经冻死或者被吃掉，从地球上消失了。 战后，我回到了欧洲。要证明我的身份，确有几分困难，因为那个时候，德国正有成千上万的优秀种族的成员企图摆脱他们的身份。我把施瓦茨的护照给了一个逃过边境来的俄国人——又一股难民潮开始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至于施瓦茨，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什么消息。我甚至还去过一次奥斯纳布吕克，打听他的下落，虽然他的真姓名我都已经忘记了。可是，那个城市早已成为一片废墟，谁也没有听到过他，而且谁也不感兴趣。在回车站的路上，我以为我看到他了。我撒腿就去追他。可是那是一位邮局的职员，他告诉我，他名叫扬森，他有三个孩子。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